我与1969年开化县杨林械斗事件的几位直接参与者座谈，他们道出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心态，“新安江建电站，我们需要移民。但国家也要关心移民，不是一移了事。”
发生在开化县杨林公社1969年的“2·19”械斗事件已过去几十年了，但迁往江西省铅山县汪二镇的徐启海、程德余和程启善等人谈起这件事，那一幕幕惨景好似就在眼前。原开化县杨林公社地处江西德兴、婺源和浙江开化两省三县交界的纯山区。1958年全公社13个大队，9200多人12000多亩耕地，这里的田大多是山垄、冷水田和无水源的“靠天田”。又是一个钉螺密布，血吸虫病严重，村村都有“冬瓜腿”，处处都有“大肚皮”的地方。就是这个“华佗无奈小虫何”的地方，1959年一年内，安置了4100多新安江水库移民，并采取“一平二调”，从当地调拨出土地和山林给移民，建立了八个移民大队。草率的安置，新安江水库移民从搬到安置点就不乐意。当地的干部群众，从动员接收就不愿意。一个“不乐意”，一个“不愿意”，导致了新老社员在土地、山林、水利等生产、生活中经常发生摩擦和纠纷。
4．械斗事件（5）
1966年重阳节前的一天，高坂村移民郑启军妻子和其妹郑金娜姑嫂两人去焦坑大队河家边村山上砍柴，当地老社员就将郑金娜姑嫂两人两担柴夺了下来，并将她俩捆绑起来。高坂村的移民无法咽下这口气，村里的干部纠集了高坂、柏林两个大队的一百多人，赶往河家边救出了郑金娜姑嫂，并把河家边村好几家老社员家里的锅给砸了，还把老社员家里的一头大肥猪抬来宰吃了。高坂、柏林两个大队移民的行为激起了全杨林公社13个当地大队干部群众的义愤。
1967年2月19日，经过预谋的一场“驱赶移民”大规模武斗事件就在杨林发生了。
当时，“*”的浩劫也到了这个深山。1967年春节前后，到处开批判大会，揪斗当权派。2月19日这天，杨林公社新源大队召开批判大会，插在该大队里的一位新安江水库移民，跳上台批起大队党支部书记乐升吉，乐升吉在台上抬起头高喊：“你这个‘移民佬’，种了我们的田，无资格批判我。”
新安江水库移民批斗了当地大队党支部书记乐升吉的事一下传遍了杨林公社的村村落落。当地干部社员压了几年的怨气一下喷发出来，“移民佬”敢斗我们的干部，岂有此理！翌日凌晨三时刚过，十三个大队的老社员就纷纷持械，赶到新源大队。他们把新源五个插队落户的移民绑了起来。八个移民大队闻讯后，那些憋着一股怨气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也急冲冲赶往新源。双方人员越聚越多，老社员最多时达到四千多人，新安江水库移民也超过一千五百人。
杨林公社当地社员口号是“赶走移民，收回土地”。这一战一定要打赢。他们经过谋划之后，派出二百多人，在王家边和下庄两个通道持枪把守，防止青阳、华埠、星口等地的移民前来声援。这一招果真奏效，把前来声援的几千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拦在卡口之外。
杨林公社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几位领头人感到，当地的干部群众这次手持枪铳，来势凶猛，正面接触，必有大的伤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高坂村的二十多个移民，在撤退途中，被拿铳持械的老社员围住，他们逃到杨林供销社楼上躲藏，结果被一群手持土铳鸟枪的老社员冲进供销社，朝楼上开枪射击。移民徐宏普身上被数颗鸟枪铁砂击中，当场倒在血泊中。后经五十多天抢救，最后在上海华山医院才得脱险，但他留下了终生残疾。
从2月20日起，杨林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分散撤退中，有的上山林躲藏，有的下田野隐蔽，挨饿受冻两三天后，深夜才敢悄悄回到家中。2月21日，柏林大队移民张明忠和云头大队移民童乐庆，从家中到公社所在地的东坑口供销社买货物，途中被老社员乱棍打伤。
开化县委书记魏廷秀，县长吴海松2月21日赶赴现场调解。当地的老社员说：“不是魏廷秀做主，接受这么多移民，我们的日子不会这么难。”结果，县委书记被老社员打成了重伤，吴海松也挨了不少棒棍。
械斗持续的四天中，华埠至下庄的四十公里路段，也就是浙江通往江西的公路通道被堵塞。当时勉强还能有指挥能力的开化县委、县人委，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调动了十部卡车，装载了五百多名民兵，赶往杨林，才把集结起来的四千多名当地持械的武装老社员强行驱散。
一场大规模械斗平息了，但杨林的新老社员关系已经严重对立了。
参加座谈会的徐启东、郑启善动情地说：“‘2·19’事件之后，开化县委、县政府瘫痪了，我们柏林和高坂两个大队的一百多移民也无法生存，回淳安排岭向故乡的党政领导倾诉。淳安的党政机关也被‘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搞瘫痪了，我们无处控诉那个时代不负责任的跃进式移民，无处倾诉那个时代酿成的苦酒，这苦酒要由我们移民自己来喝，这不公道。”
水库移民是一种国家行为，被迁移民是一种非自愿的迁移，国家在安置水库移民时大多将移民后靠或将移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贫困的山区，但受淹区的移民原来大多生活在河谷平原和交通沿线相对富裕的地区。他们移民之后，生产、生活反差都比较大，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移民，到一个新地方，大多住在安置地农民腾出的旧房子里，住房紧，农家具少，他们踏上移民路之后，身上就积聚起一股怨气。
安置地的干部群众，也不乐意接受库区移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当时的“一平二调”，安置地的农民把田地山几乎是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元左右的补助。其他什么也不给了。老社员补偿少，新社员损失大，双方都有怨气。不论是独立进队还是插队安家，新老社员开始一段时期的“磨合期”，难免“擦枪走火”，矛盾加深。一场场的械斗，就是这样遭受不平等待遇，积累起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直至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参加冲突械斗的双方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生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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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苦难与争斗（1）
如果说异地移民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就地上山安置的移民，与老乡在一起，应该比较容易融合吧。事实上也确如此，新老社员之间、后靠大队之间关系还比较和谐、融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置速度加快，安置数量增大，安置工作粗糙，潜在的矛盾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安置地排挤后靠移民，不给移民宅基地，移民被迫停止生产，新老社员矛盾激化，不少移民就被迫卷起铺盖重迁了。
我们来到坐落在千岛湖东北角的富文山。山外精彩的改革开放政策早已把泥墙屋翻建成钢筋水泥的小洋房了。但这里还是“江河依旧”，一座座山脚下树林丛中掩盖着一幢幢泥墙屋，这幢幢泥墙屋都凝聚着历史沧桑的痕迹，风雨的冲刷，泥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墙面也已凹凸不平。有的泥墙屋大门紧闭，四周已杂草丛生，据说是携儿带女举家外出打工去寻找新的生活了。
在方家畈村我见到了一位耄耋老人方银汉，这位80岁的老村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一个年高八旬的老人。我们一提起后靠移民的话题，他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方银汉老人对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后靠移民路总感到愧疚，他觉得对不起同宗同祖的方氏后代。
“我们老家原住在山外的富文公社龙泉庄大队，全村72户309人。我村到铜官虽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我们村地势高，据说水位高程超过80米。1959年大规模的迁移高潮涌来的时候，公社里曾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做好后靠的迁移准备，我们都以水漫不到我村为由推掉了。1960年元旦过后，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一个样，到了5月份，我们村几幢低洼地段的房子被水淹进了，当时县移委要我们搬到离龙泉庄22里路外的漠川大队。那时龙泉庄有句俗语：‘宁可出外一尺，不愿进里一寸。’意思是都愿意往有土地的山外搬，不愿住到山里去。对漠川这个深山老林，全村人都不想去，但是水已经涌进我们龙泉庄的七十多户农家了，无奈，家家户户只得往村后的山上搬。”
方银汉老人对土地的渴望是太强烈了，他认为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就拥有一切。因此，他给四个儿子分别取名田水、田中、田泰、田志，最后要为拥有田而得志。漠川当时已有三百多人口，耕地人均不到一亩，再涌进三百多人，已经闹饥荒的龙泉庄人肯定要饿肠刮肚，他手一摊告诉我说：
“龙泉庄人向何处去？当时，全村人都没有了主意。
“当时我和大队长方泽南真不知所措，这时，县移民办主任和公社书记来到我村，把方泽南大队长带到公社里去了。公社书记威胁着方泽南说：‘你不同意后靠搬迁到漠川，就开除你的党籍，撤你的职。’方泽南心中也盘算开了，‘移到开化、桐庐、建德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都在闹饥荒，现在已有不少人倒流跑回淳安来了，外迁也不是一条好路。到漠川，那里有山，山农有山就有饭吃。’方泽南答应了。我和方泽南也就开始往漠川搬家了，龙泉庄的其他农户也跟上来了。到漠川三天后，大队里给我们定工，男劳力一月出工28天，女劳力25天。龙泉庄到漠川有二十多里路，要做到搬家出工两不误，我们村移民搬家歇歇停停，前后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许多农家具放在山上日晒雨淋，人人见了都心痛呀！”
5．苦难与争斗（2）
方银汉老人接着又说：“我今年80岁了，一辈子就那几年生活艰苦。我们龙泉庄三百多人全部插在漠川大队的五个生产队里。漠川五队所在地的方家畈当时只有三幢房子，一百二十多龙泉庄人住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