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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市场发展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此，要把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作为推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基础，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推动金融市场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要明确市场发展需要综合提升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市场容量；要明确市场发展的核心在于提振市场功能。这是要求金融坚守服务经济的定位，不要“为金融而金融”，因为金融市场发展的核心在于提振市场功能，而不是市场炒作和市场泡沫。
“隔离论”直指资源金融，特别是土地金融，以及资源金融聚集的资本市场。这是中国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准确判断和采取的果断措施。此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明确表示，要坚持从源头上控制信贷杠杆率，银行业要与波动较强的资本金融市场风险有效隔离，加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办资产证券化业务，防止房地产信贷风险通过证券化被放大。“隔离论”直指资源金融，特别是土地金融，以及资源金融聚集的资本市场。这是中国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准确判断和采取的果断措施。接下来，就看实践效果怎样了。银行是中国金融业的绝对主体，“隔离论”开始了银行的去杠杆化和去泡沫化，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金融业的去杠杆化和去泡沫化。这是对近年来“金融大跃进”的一次拨乱反正。
双层基础之“核心作用”
表面上看，中国近几年的“金融大跃进”好像实现了“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的功能，但实际上扭曲了其核心作用。
在现代经济和纸币条件下，金融确实是经济的核心。在整个市场体系中，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联系其他市场的纽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买卖，还是科教资料的开发和流动等，各种市场的交易活动都必须通过货币的流通和资金的运动来实现，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媒介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的核心功能类似于心脏和血管对人体的功能。心脏和血管发挥作用离不开整个身体的健康，金融市场功能的发挥程度，主要取决于整个市场的建立基础与发展方向。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金融市场只有建立在真实信用和现实社会物质再生产基础之上，坚持与物质生产流通紧密相关并为之服务的发展方向，才能在健康发展中充分发挥其功能。还要明确，金融的“核心作用”并不是说金融业的块头要最大，小块头也可以是核心。金融业不要追求在整体经济中的大比重，而要追求大贡献。
1 纸币屯集金融本部（3）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最新证明：
第一，金融自身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太高太远，最终必会破灭。虚拟经济必须是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离开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金融的实体经济基础由两层组成，一层叫实业，一层叫资源。如果资源泡沫膨胀，则会压垮实业，继而拖垮整个实体经济，最后引发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业必须自觉地以实业为最终基础。这一点是此次大危机的真正教训。
“足道”面前微不足道如果金融市场的活动脱离了上述两个基础与方向，特别是第二层次的基础和方向，不仅难以发挥其核心功能，而且还会出现诈骗、投机、泡沫和操纵市场等不良现象，加大金融风险，破坏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和经济的稳定，直至引发金融危机并在国际间迅速传播。当然，要使金融市场正常、充分地发挥其功能作用，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与环境，其中主要是法制健全、信息披露充分、价格机制灵活、市场进退有序等。
惊人的金融相关率
近几年，金融业的膨胀是经济金融化的结果。
经济金融化，即金融不但在功能上是经济的核心，而且在数量上成为经济的重心。这是经济“金字塔玩倒立”的最重要原因。
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始于美国，是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纸币美元泛滥的必然趋势。该进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得到发展，90年代发展加剧，并使金融迅速成为经济的“半壁江山”。美国如此，整个世界经济随后也如此。这是因为贸易和经济的全球化助长了经济金融化的全球蔓延，这也是此次金融危机迅速在全球蔓延的历史原因。
金融相关率，是指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有一组可怕和惊人的数据，虽不十分准确，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在一个世纪前，美国的金融相关率是007，英国的是003～035，德国的是012～015，法国的是016～020，意大利的是020。100年之后，这一比率提高到32以上，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高达326～362之间；少数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曾高达436。
还有一个可怕和惊人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全球各国间的贸易相关的国际间资本流动与贸易之外的国际资本流动之比是9∶1；而到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关系迅速逆转为1∶45，急剧提高了400余倍。该数据表明，经济金融化以及由此带动的金融全球化已经大大压过了甚至取代了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此次危机前，据不完全测算，全球股市市值及金融衍生商品价值是全球GDP的五六倍。
奥巴马为什么希望华尔街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呢？他就是希望经济去金融化，回归实业和科技。
奥巴马希望经济去金融化，回归实业和科技。
从20世纪70年代到此次大危机爆发的2007年，全球经济金融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00年前主要是实业和贸易的金融化，后期集中在新实业——信息技术和网络，既创造了新技术革命，又制造了网络泡沫，体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应该说以积极方面为主。2000～2007年，主要是资源和能源的金融化，从炒作石油到包装和炒作美国土地，再到炒作各种金属期货，最终制造了“泡沫铁三角”，并于2008年全面破灭，引发了危害全球经济的资源金融危机。应该说，资源金融危机更多地暴露了经济金融化的消极方面。物极必反。
1 纸币屯集金融本部（4）
中国金融处在选择突破方向的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且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发展进程短得多。有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的金融相关率为952％，2000年达到225％。这一程度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1988年时的326％、392％、294％和254％相比还有差距。选择这个年份，是因为3倍左右，或许正是奥巴马政府希望的金融相关率，具有直接的参考意义，中国还应适度向下修正。
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的金融相关率，22年增长了12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59个百分点，但还明显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2000年后，随着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金融异军突起，准确地说是土地金融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第一个兴起的资源金融。紧跟着，煤炭金融、石油金融等也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呈现出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到2007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9％上升到2007年的44％，金融资产高达838万亿元人民币，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增长到2007年34倍。34倍，恰恰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酝酿此次大危机时的水平。
换句话说，中国金融业已处在酝酿大危机的前夜，处在合理与非理的临界点上，处在选择突破方向的关键时期。这是对中国金融业的一个整体判断。这一判断说明，处在危机下的中国金融业，既不悲观，也不乐观。
万幸的是，货币性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很大，是中国金融资产的主体，并成为此次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屏障之一。30年来，我国的货币化指标（M2/GDP）由1978年的32％上升到1994年的974％和2007年的1617％。同时，中国的直接融资较银行信贷发展缓慢，致使金融资产结构以货币资产为主。尽管近年来直接融资发展迅速，但证券化资产在整体中比重仍然偏低，而且在证券化资产中企业债比重较低、股票市值低于国债和金融债。这种金融资产格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金融总量及其结构告诉我们两大问题：
第一，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已处在合理水平的高点，不宜继续加速经济的金融化进程，不宜继续提高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对过度金融化倾向必须坚决地纠偏。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提醒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经济金融化理论在新形势下的有效性问题。经济金融化是一柄“双刃剑”，我们不能只要积极面，不要消极面。两次危机证明，经济金融化消极面对国别和全球的震荡与影响非常强烈，简直是惊心动魄。我们既要从国内实业发展的角度，更要从全球性的角度，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某些前瞻性对策，切实防止对经济过度金融化。
第二，金融结构尚不合理，储蓄“一股独大”的格局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截至2005年底，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存款持有量仍占72％，现金持有量占98％，货币化资产高达818％。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