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在线阅读-第34部分-3D电子书

二元经济
并非所有的制造业都经历了上述竞争结构的变化。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大企业可以归在两大类型的行业中。第一类行业，如肉类加工业和缝纫机制造业，其销售问题迫使企业建立起全国性的市场###络；第二类行业，如钢铁业和新闻纸制造业，因技术变化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资本密度，从而导致了多轮价格竞争。大多数其他制造业与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差无几，即保持了企业众多、规模较小的竞争市场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具有“二元结构”：经济的“中心”是一些大的卖方寡头垄断产业群，经济的“外围”是一些小的、竞争性结构产业群。
　　经济活动的中心部分在关键方面不同于外围部分：后者的大多数活动在市场上进行，而前者的大多数活动在企业内部发生。按钱德勒富有启迪性的说法，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钱德勒对这种发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节对20世纪美国经济的巨大成就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他一些杰出的学者也对他的论断表示赞同。例如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曾经指出，因为大企业节约了交易成本，所以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它们能够比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同样功能的小企业更有效率。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曾推断大企业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而这种组织能力本身就构成了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认为，经济的进步源于经济组织等级的不断提高，正如企业从小的私人企业进化到大规模企业和（当前的）产业集团一样。
　　然而，高水平的组织使价格失去了弹性。在19世纪早期，企业可能随着产业中机会的增加和减少而产生、发展及消亡。资本很容易流入有前景的新兴领域，技术信息传播的障碍也很小。然而在20世纪早期的经济中心部分，大企业获得了持久性和控制新技术发展的能力，因此，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经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成为管理决策的主要内容，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始依赖于少数非常大的企业的组织能力，而以前从未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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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
斯图·M·布鲁明（STUART　）
　　本卷前面的章节详细阐述了罗伯特·高尔曼在第1章中提出的两个相关的主题：美国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偶尔被打断）及其经济体制、经济惯例和经济规范的重构，这迫使我们采用某些特定的词语来对其进行描述，例如工业化、中心化，或者是一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意味的短语，如向自由企业体系或资本主义迈进。在最后一章中，在考虑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同时，还要探询二者之间的一些最显著的相互关系和在“漫长的19世纪”中美国更纯粹的社会关系。用一个略微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发展影响了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和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和“社会”的区别是很任意的，更多地只是表示不同的现代社会思想（和现代大学系部结构的安排），而不是指普通人每日生活的不同方面，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些设置会比其他的设置更有用和更可信一些。此外，即使有人能准确区分“经济”和“社会”的界限，追寻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这“极具意义”但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在本章中将对上一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不同程度的划分而得到的不同答案。不管怎样，它们都可以归入范围广阔而意义重大的三类需要研究的范畴中，但这并不表示将包括有关19世纪人们所经历的、每日生活所出现的和经济变化的所有问题。
　　其中，生产和市场关系的社会地理布局是需要研究的第一大类。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明我主要谈及的两类不同或者说近乎相反的现象，一个是集中化或者说中心化，另一个是分散化或者说扩散化。第一个现象包括人们从乡村向都市或城镇的迁移，以及以城市为基础的公共机构（包括资本家的机构）的向外扩散，即更接近留存下来的农村人口；换一句话说，城市化不仅是人口的集中，还包括城市影响范围的扩张，而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出现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增长的引擎。第二个现象包括绝大部分欧洲裔美国人口和非洲裔美国人口向远离都市中心和市场体系的西部地区进行的扩张。开拓边疆的历史比城市化的历史要更为源远流长，但是这可以，并且最近已经从地理学的角度得到验证。这种地理角度涉及扩散和集中的力量——处于一个更大的市场扩张关系模式中的农村边疆和城市。
　　当美国经济发展产生出管理跨越不断增长的地理空间的交易体系时，它同样造成居留和生活在这些空间的人们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区别。因此，第二个需要研究的大类是要识别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也连接起不同的经济角色并分配经济成果，而这两个过程构建起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它叫做“阶级构成”。是否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应用“阶级”这个概念在历史学家中还没有定论，我不像那些最坚持这种概念解释力的人一样，暗示应该去借用这种利用扎根于工作场所中的关系但是又广为扩展的社会体验进行分类的概念。虽然如此，我将使用“阶级”和“阶级构成”这两个术语来帮助描述和解释美国社会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多种新的体验和新的社会身份，而后者的变化又源于资本家对工作和工作场所关系的重组以及经济增长造成的货币收入的分配变化。
　　第三个需要研究的大类称之为“文化”比“社会”更合适，但是任何思考都不能缺少这一点，即美国社会和经济增长、新生产模式及日益普遍深入的市场是如何组织和重组在一起的。我谈及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引导着营利性企业、自我满足和社会消费形态，以及不易察觉的有组织的慈善行为和提高社会福利的计划，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孕育”时期的特征。但是，我也谈及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为传统所认可，这构成对所有创新和改进事物的阻力。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自由和扩展的市场、运输和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银行和谷物交易、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利益。一些人（这里有两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手工业者面对自己行业引入使用非熟练工人的机器，小农场主面对实力强大的铁路公司的歧视性运费）强烈地反对这些变化，因为他们把变化看做是对他们自己利益和福利的威胁。其他人，包括很多市场竞争的胜利者，也是满怀忧虑地接受了这些变化，他们在经济的进程中感到模棱两可、受到损害和内心矛盾。这应该可以理解，事实上，进程本身就没有用相同的速度和前后井然的秩序把所有美国人带往同样的目标。在我对发展中美国的地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所有描述中，都暗含着一个关于坚持不懈、关于改变和变迁的话题，它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旧有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追溯。这一进程，不管怎样，有时是有缺点的，我在对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期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事实，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2）
1790—1840年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美国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还占压倒性的多数——只有5％的人口居住在20多个勉强能够称之为城市或者城镇的社区中；在这些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有10　000以上的居民；它们之中最大的城市，费城，也只不过是42　000个美国人居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新兴国家将近400万人口的1％。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出一个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在1790年，向现在的美国社会地理布局的转变过程才刚开始——很少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社区和家庭都相对分散，辽阔的荒野将随着无数的美国家庭年复一年的迁移而逐渐消失。和原来的宗主国同时期的统计数字比较时，鲜为人知的有关农村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能帮助我们了解情况，英格兰乡村人口在18世纪末每平方英里超过100个人时，美国1790年平均农村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9人，在沿海平原和阿巴拉契亚边疆的东部和南部山麓地带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15人。两个国家农村人口密度都是各地不一，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甚至在人口密集的新英格兰南部，那里的人口密度也远达不到英国乡村地区普通水平的居住密度。英格兰城市地区的统计数字更显出美国的空旷：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中，有将近50个城市拥有超过10　000的人口，沿着每条国家公路都有市集城镇，以及一个有　900　000人口的大都会，那不是这个国家人口的1％而是10％。假如我们同时考虑农村人口密度的惊人差异和英国境内庞大的城镇规模，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强调处于大西洋世界西部边缘的这个带着偏远和未开放特征的新生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与旧世界有多大的不同。
　　历史学家有时反对那种村落稀疏的、典型的农村社会景象，在这种景象下进一步的感觉就是局限于本地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和相应的相互分离的社会。他们给出一个相反的景象，这是一种沿海岸和河岸的社会，那里农民都很好地定居在能够进行水运的地方（向内陆扩展较小），和他们紧靠的区域里的港口城镇进行贸易，或者，在例如切萨皮克和英国本土主要城市进行贸易。这种相反的景象很有价值，但这是更为重要的人口分散模式的一种限定条件。美国乡村人确实首先并大量地沿河岸和海湾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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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 第34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