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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巩固
认为联邦政府有控制权的共和政体在1921年击退了威尔逊时代的民主—中央集权制。更重要的是，在当时（1921—1933）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的领导下，三个共和党的行政机构采用了一种新的金融战略：除了寻找调和阶级冲突的新方法之外，还要削减州的权力，保护投资体系。一方面，梅隆进一步攻击战时税收体系中最体现收入再分配效应的部分。他废止了超额利润税（1921），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幅度，制定了许多受到资本所有者欢迎的措施，比如资本收益特惠税。另一方面，梅隆保护了所得税，使其免受国家销售税的威胁。梅隆劝说公司和最富有的个人接受一定程度累进的所得税。梅隆告诉他们这种方法将表明他们的公民责任，而且也能缓和对资本的严重攻击。“敲富人的竹杠”这种声音尽管仍然存在，但却越来越少了，这种想法也为富人留下了可避税的漏洞，而且对公司的反对没有那么尖锐了。梅隆的策略也许可以看做对个人自利主义启蒙的追求，一种与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中央集权制相反的“公司自由主义”。
梅隆也试图将财政部转变为一个“无党派的”部门。梅隆的目标是继续保持由财政部长麦卡杜所确立的财政部在政府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要保证财政部发挥保守的作用。
梅隆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巩固针对战时扩张的后继问题的计划来提高联邦政府的效率。他促成通过了1921年的《预算和会计法》，建立了第一个全国预算体系，并由财政部来管理。这一法案为准备一个广泛的预算（而不是简单地汇总和传达各部门要求的预算金额）建立了总统责任制，由财政部预算局协助总统进行预算准备，成立了总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来指导联邦政府的独立审计。
无党派的财政部也意味着要驾驶政府这艘大船驶离激进的实验以及想将税收政策置于政治之上的理想主义这一险滩，这对梅隆来说就意味着阶级政治学。在1924年的《税收：人民的事务》（ Taxation：the People's Business）一书中，梅隆解释道：“税收的逆转决不会是政党和阶级政治学之间的足球比赛，而应该由那些对目标作了广泛细致的研究，准备提出最终被证明对国家最为有利的方针的人来制定。”梅隆的目的是把税收方面的工作更多地放在财政部，从而保护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公司。为了将税收政策作为缓和阶级冲突和增强公司实力的工具，梅隆的财政部的工作是保留所得税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收入工具，而不是在减少公司和富人的税收负担方面扩大所得税的影响范围。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世纪的背景（7）
梅隆保留了威尔逊税收计划中的许多内容，以表明他对“能者多付”原则所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他在税收条例中订立了许多特权范围。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征收大量所得税所积累的效应以及梅隆在20世纪20年代对税法的迅速修订确立了未经经济效率检验的所得税体制。它在概念和定义上表现出的不一致一直困扰着那些追求税收经济中性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者。
梅隆巩固所得税体系的一个结果是，间接税（主要是关税）在联邦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02年的大约75％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约25％；其间，所得税收入不断增长，大约占到联邦政府总收入的50％。
梅隆的征税方法与“新时代”（New Era，共和党对其当政的那个时期的称呼）的公司自由主义的其他方面是一致的。赫伯特·胡佛部长（1921—1928年间在位）领导的商务部在推进经济秩序和效率方面尤其积极。胡佛支持大企业之间的兼并活动，并积极地推动企业联合（associationalism）——一种同业公会形式，主要是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抑制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胡佛也支持农业中政府赞助的公司营销活动。他的目的是不动用政府强制力而使小企业和农民对产品和价格有更大的控制力。同时，胡佛的商务部非正式地鼓励诸如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布鲁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国家产业协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之类的私人机构对营销条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便在企业面对不断变化的营销条件时为它们提供更好的信息。但是，政府对市场秩序的促进只限于美国国内。共和党政府仅仅把目光放在下面这些相互对立的目标上：追求贸易平衡（通过鼓励出口和高保护性关税的收益），敦促英国和法国迅速偿还战时的债务，以及迅速地回到金本位制度。
在联邦政府通过强化私人投资来实现国内经济的秩序时，州和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公用事业的规模（如果还谈不上范围的话）的增长上。地方政府面临着提高福利水平的要求，同时又面临1920—1921年严重的经济萧条，而且在大部分农业和矿业部门中，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是持续的萧条。另一方面，州政府面临的则是美国中产阶级对学校和公路的迅速增长的需求。作为对这些需求的反应，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州一级政府是美国扩张最为迅猛的政府部门。
对地方和州政府不断扩张的预期，加之20世纪20年代的萧条对财产税带来的压力，使得地方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改革的力度比联邦政府更为猛烈。在20世纪20年代，州政府完成了普通财产税的改革，将财产税的征收范围缩小到不动产，而且把征税权大量地下放给地方政府。此外，州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些来源一直到现在还适用：（1）销售税；（2）使用费（user charges）；（3）特种税。1902年，州财政收入中约有53％来自财产税；到1927年，财产税收入大约只占23％了。在新税种中，销售税的增长最为迅速：它在州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从1902年的18％提高到1913年的27％，到1932年达到了38％。
推动19世纪普通财产税发展的平等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财产税改革的情况类似。比如，销售税的支持者相信，改革将有助于恢复随着普通财产税的减少而丧失的税收统一。他们认为，销售税将涉及个人财产，尤其是不断增长的个人耐用消费品。当州政府开始尝试征收销售税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种税对管理者来说是有效的，因为企业分担了征税成本，而且它是收入持续增加的来源。此外，公众对销售税的反映比较平静，这部分是因为单位商品的纳税金额比较小，部分是因为从水平比较来看，销售税是非常平等的，部分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节俭的”生活来避免这种税收。在20世纪20年代，当销售税开始执行、专家委员会开始研究销售税和其他税种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政策制定者也渐渐确信，与财产税或者所得税相比，销售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小。专家的结论是，销售税对储蓄和投资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州政府开始征收使用费以满足建设公路系统对财政收入的巨大需求。州政府在建设公路系统上的投资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增加，使得农民、卡车司机、汽车俱乐部（代表客车车主）、纳税人协会（代表各种不动产所有者）和铁路部门之间就谁来支付公路建设费用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些争论在政治上的影响，加上20世纪20年代的农业萧条，加剧了农民对开征新税种的反对，使得政府采用了车辆登记和执照费、汽油税等一揽子措施，以在公路使用者之间分配公路建设成本。
州政府还对普通财产税未能包含的那些财产征收特种税。这些特种税包括了遗产税，对银行、公用事业（包括铁路资产）的广告税和保险公司征收的各种特种税，以及适度的所得税（modest ine tax）。到1930年，这些所得税——其中有些是累进的——大约占州财政收入的10％。
在20世纪20年代，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在税收上确立了清楚的分工关系：（1）联邦政府主要征收所得税，因为这一税种体现平等，同时富有弹性。（2）州政府主要征收销售税，因为这一税种在征收上比较经济，政治上的反对也较小，也因为州政府在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方面受到某些限制。（3）地方政府主要征收不动产税，因为在税收体系中，这一税种在实践中是地方政府唯一可利用的一个，也因为地方官员认为他们需要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这一重要来源进行控制。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1）
美国严重的经济崩溃——大萧条——中断了新时代。它动摇了美国人对他们的经济体系的信心，也让许多人确信国家经济的缺陷是这种体系的根本性特征。无论如何，大萧条使美国人要求政府要对经济稳定负起更大的责任，要求联邦政府要对人民福利负起更大的责任，要保护人民的生命，使他们不遭受严重的危险，也要求政府重建更接近于民主—中央集权制思路的国家公共政策。
在国家的紧急局势面前，赫伯特·胡佛的共和党政府（1929—1933）首当其冲。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胡佛在控制税率和联邦开支水平以刺激投资和减少失业方面是一个激进分子。实际上，胡佛将公司自由主义扩大到了积极的财政干预（fiscal activism）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