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国际金融报》的报道发表后，记者随即从沈阳欧亚公司得到确认，杨斌将于12日早晨返回沈阳，而此时正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作为编辑的记者本人正在进行紧张的编版工作，难以立即脱身。记者的编辑本职工作完毕之后，杨斌又去香港了，自然不可能要求其屈尊到广州上门接受采访；
最重要的是，7月11日后的几天内，记者一直高烧不退，连续几天求救于集团医务室的输液吊针。
转眼已经到了7月16日，王长春又在催促：马上要去沈阳！获得批准后，记者当天立即去医务室，请求医生再挂一支吊针——如果病情不缓和，怎幺做采访？！
但是，7月17日（星期三）上午，记者依然高烧。要赶下一期报纸出版（报纸上摊的时间是7月20日星期六），只能马上就动身了。当天输液之前，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喉咙严重发炎化脓，已经出现白色的脓点，而体温计的水银柱显示：゜C。医生都害怕：这幺高的烧，怎幺还出差？！
没办法，报社也曾经打算派别人过去，但是联系的结果是，不见。而只有派与杨斌有过两次接触的记者直接杀过去，似乎还有希望直接追到杨斌本人。好在记者的身体还算抵抗力强，发烧不影响正常工作。
当天下午的飞机，赶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10：00左右了，记者入住的是辽宁省电视台附近的南湖酒店。立即跟荷兰村关宣传的边守捷联系，对方惊呼：你怎幺又来了！
看来今天晚上是无法采访了，只有先休息，明天一早直接杀到荷兰村！
7月18日上午10：00。记者直接打出租车杀到荷兰村的“王宫”——杨斌的办公楼下。
此时的荷兰村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王宫”的门前，挤满了前来讨债的民工。不时有轿车出入办公楼前，是不是来催要贷款和工程款的客户代表？
“王宫”台阶红地毯另一端，是神情紧张的两名保安。记者直奔过去：“找你们杨总的。”保安自然拦住：“杨总不在！”好在二楼前台的小姐是熟面孔，记者被请进会客室。自然，前台的电话接到了边守捷的办公室。
从2001年10月到2003年6月，记者每次追访杨斌时，第一面见到记者的边副总裁总是一脸无奈。这次也不例外。“杨总现在很忙啊。”边推辞说，不过，他还是介绍跟宣传有关的人跟记者认识——杨枫与关山。
35岁左右的杨枫是北京影视圈中的一名导演，因为杨斌兴建荷兰村的主题公园项目而认识，杨斌想为旅游项目投资相关的影视剧，杨枫于是被聘做新的影视公司的总经理。而见到记者时，由于影视公司的资金一直迟迟没有到位，与传媒相关的杨枫就被杨斌指派做临时的媒介公关主管。
而60岁以上的关山（原名王观山）身份更加特殊。这位老人自己介绍说，他年轻时曾经是薄一波的“写作班子”成员，后来还担任香港《财富》杂志总编辑、《新财经》杂首席顾问。而认识杨斌，则是经过现为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的介绍，目的是编写一套题为《大富天下》的“《福布斯》中国内地100富豪”的传记。
特别要感谢一下关山老人（在荷兰村大家尊称其为“关老”，杨斌则称之为“关老师”），在此后记者追访杨斌时，都是这为可敬的老新闻人从中帮忙。而在杨斌出任朝鲜新义州特首的前后，这位老人曾经是“特区筹委会”的成员，甚至有报道说，关老还曾被内定为成立后的“新义州广播电视局”局长。
杨枫带有鲜明的艺术家气质。现在既然由他主管宣传，记者的接待自然由其负责。在与杨斌联系后，杨斌指示杨枫，先安排吃饭，中午以后再说。
此时的杨斌显然已经不方便在“王宫”办公，而是住在荷兰村他的A9别墅内。一切外界的联系，杨斌都靠电话指挥：必须要见的客人，接到A9别墅；一切不能见的客人，一律由工作人员送走；而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直接进入四五名保安和两条大狼狗把守的A9别墅。
中午饭在杨斌“四姑”管理的“海牙大酒店”吃。酒店门口的和平广场上，积满了几天前的雨水。后来，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曾这样描写：“近日，沈阳连逢大雨，荷兰村会展中心东侧的广场上积了很深的水，看上去像一个人工湖，不知这水何日会退去。”
午饭过后，仍然是分分钟都让人倍感煎熬的等待。因为都是山东人，此时记者已经与杨枫成为朋友。在分配给杨枫当作宿舍的别墅内，记者只好与他一起抽烟、聊天、谈论《阳光灿烂的日子》。
关老的劝说帮了记者的大忙。据说关老知道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杨斌的人后，曾经帮忙说话：“既然是关系比较好的媒体，还是见一下面吧。”
而记者也向电话中的杨斌“急切”地表示：“杨总，您一定要见我一面，我有内部消息想跟您说，是关于荷兰大使馆和国家某部门的。”
或许这些带有“报料”色彩的话打动了杨斌。于是，下午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被接到了A9别墅。杨斌依然能笑得出来，使劲握了一下记者的手，又使劲拍了一下记者的肩膀：“小子，又来给我添麻烦了！”关老搭话：“小王还生病发烧呢。”杨斌说：“锲而不舍才能成功嘛。”
不过，见面之后的杨斌并没有立即答应接受采访。急促的电话和神情紧张的客人使得杨斌中断了与记者的寒暄，说晚上给记者安排时间，同时吩咐工作人员送客。
又是漫长的等待。晚上8：00过去了，打电话确认，杨斌秘书说，去沈阳市里开紧急会议了，可能要到12：00才能回来。
杨枫先是陪记者苦等，之后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而记者借此时间再次翻阅带来的资料，梳理着问题。
深夜12：00，再次电话催问，同时再次强调记者掌握着对杨斌非常重要的信息。对方答复说：快回来了，到A9来等吧。
于是，一辆轿车将记者接到了A9。整个荷兰村沉寂异常，杨斌别墅外的狼狗在深夜中凄厉地咆哮，保安耀眼的手电筒在黑暗中扫来扫去。
6。第三次采访杨斌
2002年7月18日，深夜1：00左右，对杨斌的第三次专访开始。访谈的文字稿经杨斌亲笔修改。7月20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版发表《“杨斌逃跑事件”独家调查》——
实际上，杨斌是晚上12：50左右才回到别墅。
一进门，杨斌便疲惫地躺上了别墅大厅内的沙发，点上一支“555”香烟。等候一边的男按摩师随即替他换上拖鞋，随后为其做腿部按摩。
记得杨斌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有什么消息告诉我？”
记者随即将两条“独家”消息：一条是，国家某部委已经关注杨斌，并已经通知宣传部门；一条是，荷兰大使馆已经发出了照会，提示荷兰商人与杨斌做生意要小心。
“第一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杨斌说，“我跟荷兰大使馆的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
他随即安排手下拨通荷兰大使馆一位处长的电话，“XXX啊，你们已经针对我发出了照会吗？”
随后，杨将电话递给记者：“没有的事，不信你自己问。”
其实，这样的消息也只是记者道听途说，讲给杨斌听，不过是为了“引诱”其接受采访。对方自然否认，记者确认没有后，杨斌随即挂断了电话。
采访正式开始。时间大概是7月18日深夜的1：00。杨斌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有这么大的资产在这里（荷兰村），几十亿，你拿枪赶我走我都不会走，我能跑吗？”
之后的问题则是一一求证外界的疑点。大致包括：此次去朝鲜、日本考察的目的是什么？工程队拖欠欠款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建房地产的土地是否有合法的耕地用途变更证件？欧亚农业的利润问题？银行贷款究竟有多少？等等。
因为之前记者做了大量的“功课”，当时采访的问题应该非常细致，基本上都是细节的求证。杨枫也同时在现场，他开玩笑说：“你的问题像是在审问。”
也有气氛缓和的一刻。因为记者的高烧依然没有全退，为了压制发炎的喉咙的脓痛，记者只好与杨斌一起抢着抽他喜欢的“555”烟（记者带的烟早就已经抽光），杨斌嘿嘿地笑，指示手下：“给小王拿一包烟！”
采访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访谈中，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杨斌总是情绪激动：“这个问题要好好澄清一下，不是这样的……”记得最后，杨斌主动说：“有一个问题我要声明一下，XX媒体说我要去朝鲜开赌场。我是个守法的企业家，我可能开赌场吗？绝对没有这回事！”
采访结束后，吸取上次在荷兰村写稿要受到限制的教训，记者要求杨斌派车将记者送回了所住的南湖酒店。
实际上，在记者出发之前，考虑我时间的紧张与身体因素，编辑部已经安排北京新闻中心的资深记者韦三水（现在已经是《今日东方》杂志的编辑总监）与实习生宋怡（现在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专从事旅游行业报道的记者）在北京协助我的采访。
从后来发表的报道看，韦与宋进行了大量的边缘采访，而一些重要的信息，譬如荷兰村获批3300土地的背景，譬如建筑队追讨欠款的情形，等等。
回到酒店赶紧与韦通电话。这时候，靠记者写稿显然已经来等不及了，韦三水已经在北京提前打起了草稿。而等记者的访谈完毕，他就可以整理成文。“我不睡觉，你一整理完录音马上打电话给我！”韦说。
依然发烧得厉害。在7月的沈阳，记者在酒店中裹着被子用手提电脑整理录音。凌晨4：00左右，录音整理完了。给韦三水发过邮件，记者倒头就睡。
7月19日上午，记者再次赶回荷兰村，录音的打印稿交由杨斌修改，因为接受采访时，杨斌坚持要他看过后签字，否则就不接受采访。记得当时杨斌改动了10来处，最重要的是信息是，杨斌将银行贷款的数字订正为“工商银行4个亿，农业银行3000万”。
那应该是非常“有料”的一份采访稿，整整5页纸，记录了杨斌1个小时的谈话而内容，全部是关键的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