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数年后，当我在记录我被汽车炸弹攻击并失去一只手臂的经验时，我发现我不断重复的一个句子是“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如果在我的汽车上埋置炸弹的凶手，在莫桑比克的法庭上被起诉但却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我写道—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因为我们将生活在法治之下。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将单独监禁与酷刑折磨施加于那些曾如此对我们的人身上，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最荒唐、最离谱的是，我们明明极力反对恐怖主义，却被当成恐怖分子来处罚。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到处都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只有社会民主（socialdemocracy）没有落入这种主义的窠臼。而其中一种因为与我们的理念背道而驰而被我们摒弃的“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以暴力还诸种族隔离所施加的暴力，它就是不对。恐怖主义采取一种会伤及无辜的暴力手段，加害于所有恰好身在特定团体、种族、社群之中的平民百姓。这是完全欠缺政治理性的，并完全与我们的理念对立。我们对抗的目标是一套白种人至上的体制，而不是对抗一个种族。而此宗旨在我们的讲台和文献上不断三令五申，我不会说它是陈腔滥调，但确实是不厌其烦地被反复宣讲，仿佛成为我们的抵抗运动的某种祷文。长年以来，我们笃信非暴力路线。这一部分是为了避免发生种族间的流血冲突，这很可能会造成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建筑物你可以毁掉又重建，而一旦受创的是心灵，悲愤怨怼将世代相传，难以平息复原。因此当所有的和平示威都被禁止而我们的运动最终走向武装反抗时，我们仍不考虑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因此，尽管当时世界各地的运动都纷纷制造轰动的劫机事件以引人注目，而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轻成员都在质问，为何我们的运动领袖不效法相似的做法，但我们的领袖始终表达坚决的否定。不只是因为我们的代理主席奥利弗·坦博（OliverTambo）也会搭飞机旅行，或其他乘客中也会有支持我们使命的人。也不只是因为，这会让我们这场分明是光明正大的奋斗，这一场对抗种族隔离、对抗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抗争，被当成仅仅是两个敌对种族为了权力和苟活所展开的斗争。一个让我们念兹在兹、不敢或忘的大问题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某个种族，也不是特定的群体，违背正义的体制才是我们的仇敌。当我们以暴力来挑战这个违背正义的体制时，针对的对象一定是这个体制的实际权力和宰制结构，而非平民百姓。而我确信，使奥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严加摈弃恐怖主义的深层理由是，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滋生出恐怖分子式的灵魂。恐怖主义对那些奉行它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你如何能自诩为自由斗士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呢？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有时会明白宣示，有时则是每个人心底的默契。而此人道精神不仅没有让我们变得不堪一击，反而还让我们越战越勇。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之中构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得以一路挨过流亡海外的三十年，未曾经历剧烈的纷争或分裂。相较之下，当时其他的海外反抗运动几乎都四分五裂了。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4）
1985年，仍在流亡中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又针对暴力路线问题进行了一场激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Perestroika）尚无眉目，因此我们当时所遭遇的难处与国际情势无关。柏林围墙倒塌也是几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在赞比亚的一座叫做喀维（Kabwe）的小镇开会，并获得赞比亚军队的保护，以防南非的特遣队跑来把我们全部炸死。会议非常地严肃，真的非常严肃。我特别记得那场会议讨论到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反抗运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和策略。我还记得萨巴塔·达林迪耶博（SabataDalindyebo）国王的发言，他是东开普省传统上的君主，非常爱国，拒绝成为南非国民党政府的傀儡，因此被迫流亡。我曾在莫桑比克款待他和他的家人，还在去海边时借给他我的泳衣—我之前从没将泳裤借给一位国王过！他在会议上的发言，讲的是我们该如何增强我们的反抗，推翻种族隔离。他用科萨语（isiXhasa）＇4＇发言，因此我们这一小群文化上落伍的听众因为无法听懂而需要口译的协助。（非洲人需要懂英语—压迫者的语言，但压迫者却不用懂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他用非常生动的方式对我们演说，而听众都被逗得发笑；当我们在五分钟之后听到口译的内容后，我们也笑了。这是他说的故事：“两个男人用棍子在打架，打得不可开交。两人都非常生气，而他们的妻子在一旁鼓噪。甲男的妻子对他吼道：‘我的夫君啊，你是怎么回事？你比对方强壮那么多，也更会打架，但他却要打赢你了？你会输是因为你只用一只手拿棍子，而另一只手却完全无用，因为你像个傻子一样拿块毯子遮掩你的裸体。快把那块笨毯子丢了，不要再管你是裸体，然后用你的双手来和他打！’”听到这边大伙儿都笑了；而当我五分钟后听到英文口译时，我也忍俊不禁。：米：花：书：库： ；__
他所说的，是指我们因为怕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至于不必要地限制了自己反击的能力。有些与会者在走廊上彼此低语，说到白人只有在流着泪埋葬自己的儿女时，才有可能明白非洲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但会堂中的与会者以极富非洲风度的方式对这番发言报以温和的笑声，仿佛是说，我们懂你的意思，我们听进了你的故事，这故事相当有说服力而我们对你愿意和我们分享它感到非常敬佩，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宗旨。接着，大家便跳到下一个议题。若是我来响应，我可能会跳起来说：“国王同志（我们平常都这样称呼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长久以来的原则是反对恐怖主义，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接受，原因在于这样、这样、那样。”非洲风度相较之下更加内敛，也少了许多冲突和摩擦。而会议的结果清楚明白地否决了任何要求我们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提议，坚持了我们长久一贯的原则。
会议所处理的第二个主要问题与我直接有关。此前当我在莫桑比克担任司法部的研究部门主持人时，奥利弗·坦博邀我前去和他谈“一桩要务”，在卢萨卡（Lusaka），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的总部所在地。我很好奇那桩“要务”是什么。最后我抵达他小小的办公室。他先问了我的健康、我的家人、我在莫桑比克的工作，以及该国的政治情势。我记得一件让我感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一名领袖人物竟然一边和我谈话，一边将报纸卷起来打苍蝇。我们终于切入重点。“我们现在有个状况，”他一边说着，一边以敏捷的一击拍去一只苍蝇，“我们俘虏了几个人，我们相信他们是奉南非政府之命而来的，企图消灭我们组织。但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规范去规定如何对待俘虏。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宪章只有规定年会、干部选举和政策等等。但对我们该如何处置落入我们手上的人员则未置一词。我们目前不确定该如何填补这个漏洞。”他顿了顿，扫去另一只苍蝇，并以其温文儒雅且深富律师风度的方式补充说道：“我很确定要订出一套妥善的规范并不容易。”而我则信心满满地回说：“这也不至于太过困难……国际公约对此讲得相当明白：不可刑讯，不可采取非人道、屈辱人性尊严的处置。”他看着我并缓缓地说：“我们对俘虏用刑”，面色严峻。我简直不敢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可是为了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团体，居然对俘虏用刑？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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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我得知，那些被南非政府派来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以及阻挠我们行动的特务被俘后，囚禁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安哥拉基地，并受到刑讯。随后非洲人国民大会高层对此展开调查，并证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维安人员确实有对俘虏用刑。维安人员的说法是，捍卫解放运动免于可预期的威胁是其职责所在。现在，奥利弗·坦博把我找来，是要我以法律专家的身份来帮助我们的组织建立与实施一套合宜的行为准则来处理此类状况。而依照坦博一贯的作风，他不会用他的领袖身份来由上对下发布一道命令，谕知全组织哪些行为准则须被遵守。相反的，他请我起草一份守则，并在循正当程序召开的集会中，以合乎民主的方式由组织全体来辩论。
我所面对的任务，是在一个流亡海外的解放运动组织内部建立法治，当时提供我们安身之地的地主国期待我们处理我们自己的法律事务。我最后写出来的作品，无异于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并且也考虑到一个流亡海外且成员四散各处的政治组织所面对的迥异情况，而有所特殊设计。在我这一生所写过的法律文字之中，有两份的重要性远超过我的其他著作和判决：一件是我入狱而遭剥夺睡眠的酷刑之后，偷渡出去的简短笔记，而另一件便是这部行为准则。
奥利弗·坦博是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