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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有人向荀子请教交往中如何注重礼节。荀子说：“人生有欲望，欲望不能达到，就不能无求，求而没有度量分界，就不能无争，争就生乱，乱就无穷尽。先王们讨厌这个乱，所以制订礼义来限制它。限制人的欲望，使人们少去求取，使欲望不能穷达于事物，事物必然不屈服于欲望，两方面共同滋长，于是礼便兴起了。”这只不过是从狭义而言的，如果从广义而言，正如古代圣人所说：“大礼与天地同节。”
夏朝兴礼而能长期稳固，所以有419年的历史；商代兴礼而能持守不失，所以有648年的历史；周代兴礼而能持守不失，并继承了夏、商的礼而有所增减，所以有887年的历史。汉代又复兴礼制，叔孙通精通周礼而变更它，也有425年的历史。唐代有287年的历史，宋代也有316年的历史。这些朝代，都是以礼治国。
秦国实行的是暴政，而不以礼治国，所以只有39年的天下。隋代实行的是逆政，所以仅有28年的天下。元代实行的是武力治国，所以仅仅90年。至于魏蜀吴三国时期，以及宋齐陈梁隋六朝之中，梁唐晋汉周五代时期，他们所兴的都不是礼治，所以灭亡得也快。
夏桀与商纣，桓、灵公与汉献帝，唐玄、昭宗及宋徽、钦宗，甚至历代亡国的君主，考查他们各个时代的政教、风气，思想形态与社会意识，都是不仅不以礼治国，并且逆礼道而行。所以政治腐败、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民心涣散，士人对前途感到渺茫。纲纪不正，军事无备，经济衰落，教育不举，到后来即使悔恨莫及也无法挽回残局。治理企业、现代交际的道理也是这样，做人修身的道理同样如此。一定要形成和遵守一定的礼节才会形成良好的形象，才会使人真心敬佩和服从。
礼并不是那些时髦学者所说的迂儒超世的学说，不合乎现实的高谈阔论，也不是腐朽之物。所以各朝各代，都有礼的起因，都有礼的增减，谁也不例外。
大圣人孔子说：“说到又能履行，就是礼。”《易经》中说：“雷在天上，响声极大，君子不符合礼的就不履行。”又说：“不符合礼不看，不符合礼不听，不符合礼不说，不符合礼不动。”这就需要有慎重独特的观点，也就是有真心诚意的功夫。所以礼的本质，是自内心而生发的，然后表现在外部，而又是从外制、外炼而又归向内正的东西。这样内外双制，使所有的道德行为，通过日常生活而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与行为。这种习惯与行为，通过很长的时间，逐步成为一种自然的本能行为，不必去勉强做作。如果人们都能做到这些，不仅贪污堕落、结党营私、偷生怕死之徒极少出现，就是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谋权篡位的事也少见了。
礼多人不怪是人之常情。某君是机关的最高领导，高级职员去见他，他不但坐着不动，也不屑回你一声某先生，而且不肯注视对方的陈述，对方只好站在旁边说话，真是架子十足。有时不高兴，认为对方说的话不对，他竟始终不开口，好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方落得一场没趣，只好愤然退出。他对高级职员尚且如此，对其他下属，便不问可知。对待朋友，也是似理不理的神气，实在令人难受。当他得势的时候，大家只好背后批评，当面还是恭维，还是奉承，心里却是反对他。后来，形势逆转，一时攻击他的人非常多。人在社会，要少结人怨，多结人缘，多礼是一件必要的工具，礼是人为的，是后天的，必须用心去学习，学习成为习惯，多礼便十分自然了。
可见，作为商人，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一定要尽量讲究礼节，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才会获得他人的尊敬。
在现实社会中，能做到进退有节是不容易的，因为人都有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心理，有了几十万，还想几百万；有了几百万，又想几千万。做官也是如此，官居宰相了还想做王侯。
进退有节实则就是在名利场中能够审时度势，把握住自己，不至于利令智昏。面对突来的富贵便昏昏然，变得轻狂自大，目无他人，没有平常的心态，所以其荣华富贵也只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在唐代，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汾阳王府自落成以后，每天都是大门打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一名军官将要到外地任职，来向他辞行，就径直进了内宅，恰巧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爱女正在梳洗打扮，而郭子仪在一旁侍候，就像奴仆一样被呼来唤去。这位军官回去后，不免要讲给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都以此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他几个儿子觉得这事太丢王爷的面子，跪下来求他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语重心长地对儿子们说：“我这样做不是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儿子们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口气说：“我已爵封汾阳王，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人们常说要激流勇退，可眼下朝廷还要用我，怎会让我归隐，我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如果我们再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家对朝廷有二心，必然有人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醋加油，制造冤案，恐怕到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少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他善于预见未来，更善于把握幸运和荣宠，深谙中正平和处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贵为唐朝重臣。他带兵向来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宽容。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放下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
他与监军太监鱼朝恩的恩怨，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是相当严重的：鱼朝恩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当时朝野人士都以为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带兵打仗，也没能禁止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现在我父亲的坟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别人。”这也充分地显示了郭子仪的大将气度。
下面再说一说老子的“领导艺术”，作为商人应从中懂得进退取舍的技巧。
大思想家老子认为人类如果去除邪恶，回复本性，学会进退取舍，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可以实现，万物之间就可以达到最和谐的程度。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单纯的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说，什么都放任自流，仿佛一盘散沙，这样达不到无为而治的目的。真正的无为而治，是寓有形于无形之中，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就是做事的辩证法。
商人要学会既限制下属的自由意志，又让下属丝毫感觉不出来，这样就能形成上下级之间的和谐共处，让大家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努力工作、同舟共济的共识，朝着既定的目标共同奋斗。
成功的商人应当处无为之境地，应顺应自然，行无为之教，因势利导来治理民众，太多的法律条文、管理规则并不见得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安守本分，要学会取舍之道。
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商人应当注意成事的方法，不露痕迹地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即是“无为而治”的根本所在。商人要学习老子的领导艺术，并从中得到启发；在实践中要努力体会这种由无为到有为的奥妙之处；善行无辙迹，商人要注意不露痕迹地推行自己的意志。
曾国藩曾经说：“做人的道理，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会萎靡，太刚就容易折断。刚不是说要残暴严厉，只不过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就得强矫。争名逐利，就得谦退。”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研究老子的思想很深，他一生为人处事信仰老子的观念，却不言谈老子的思想。因此虽居在功名富贵的最高处，却能全名而归，全身而终。
人际关系中暂时的忍让吃亏，可以获得长远的利益，如同跳高，退得远，可跳得更高。关键是要不露声色地迎合对方需要，即以对方的利益为重，又为自己的利益开道。
1959年10月15日夜，密特朗（法国议会议员）在巴黎天文台公园遭到一伙人开枪袭击。这就是当时极为轰动的天文台公园事件。新闻界和几乎所有的左翼组织都行动起来，慰问密特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但事隔不久，10月22日，凶手佩斯盖突然露面，并申明这是一次应密特朗本人要求而策划的行动。转眼间，密特朗从一个无辜的被害者变成了骗人的肇事者。一时间乌云压顶，谩骂声、讥笑声、责问声像狂风暴雨般向密特朗袭来。在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为此建议取消密特朗的参议员资格。但在当时密特朗深知申辩、反击都没有用，索性既不申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