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老年人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帮助。一是养老金制度，这是该法案中唯一由华盛顿直接掌管的部分，受益者是在65岁时退休的人，建立在法定收入的基础上。老板和雇员匹配资金，参与是强制性的，除了公务员、家庭佣人、零工、商船船员，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雇员。根据这一计划，到1940年，5；200万公民有了各自的“社会保障号码”。来自储蓄和投资的收入不预先提取利润，但任何超过每月15美元的雇佣报酬都要预提，这意味着，由于所有的养老金支付都不怎么高，所以这一规定有时候被证明是令人厌恶的。
第二种帮助包括为那些已经丧失挣钱能力或者在养老金体系之外的人提供补助金。为了救济贫困老人，联邦政府与各州合作，直至加起来的总额到达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起初定的是每月30美元，后来涨到了50美元。到30年代结束的时候，将近200万上了年纪的穷人被登记在各州的救济体系下。然而，补助金的全国平均数只有20美元，6个南方州只发给十分微薄的津贴，加利福尼亚州处在另一极端，提供的补助金接近最大限额。领取这一类别补助金的人——补充了5万盲人和90万残疾人，被遗弃的儿童也有资格得到类似的津贴——构成了政府支出的社会保障费用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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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寻求保障的时代（4）
社会保障法的另一项规定启动了失业保险。为了创建必要的公积金，政府对雇主征收3％的联邦薪资税（前面列举的几类雇员以及雇员少于8人的除外）。雇主可以把这笔税收的90％记为捐款，存入一家获得批准的州失业救济机构——因此实际上就是强迫各州服从——而联邦政府则制定重大规则，并支付行政成本。补助金的支付，依据失业前的收入和失业时间的长短而有所不同，从每周5美元到15美元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期限为14周或16周。自动离岗，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以及（在很多州）因罢工而丧失雇员资格，还有，如果拒绝合适的新工作，则停发失业救济金。
社会保障法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很多批评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从这些税收中预提的巨额公积金，数十亿美元的购买力从流通货币总量中退出。另一些人则攻击联邦政府的会计把这些资金用来支付当前政府支出，而把借据留在公积金账户上。一帮为社会保障进行过长期斗争的自由主义者攻击这部法律是求助于48个州的社保体系的大杂烩，有些人则怀疑，一些严重工业化的州——它们的经济始终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所积累起来的失业基金是否足以应对真正的考验。
1937年末和1938年初，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8月，开始了新一轮的商业衰退，反对新政的人立即给它取了一个“罗斯福萧条”的绰号。它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WPA及其他联邦花钱机构支出的急剧缩减。另外的因素有：股票投机，生产过剩和超出购买力的大量存货，在更严厉的银行准备金要求下的信用紧缩，劳工动乱和企业对新政的继续不信任。总统在这年秋天所作的统计调查显示，将近有600万人失业，200万人仅仅只有救济工作，325万人就业不充分。这比1933年3月的一千五、六百万要好，尽管并没有好很多。最难的问题——失业——并没有被新政所征服，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事实清楚地证明，全国总的经济结构比5年之前更稳固，正如罗斯福所指出的那样：“银行业、商业和农业并没有像在1932～1933年间那个可怕的冬天那样分崩离析。”1938年初，总统和国会把整个花钱计划的调速器扳回了高速档，增加了50亿美元的支出，用于WPA、PWA以及RFC的贷款活动，通过社会保障法进一步磨钝了个人痛苦的刀口。1938年，30个州总共支付了将近4亿美元给各自的失业者。不久，复兴的浪潮再一次开始涌流——除了1939年初出现了一次更温和的逆流之外——携带着国家的经济稳步向前，一直带向战争岁月的充分就业。
在此期间，社会保障法进行过一些修正。30年代末的修正案增加了给养老保险投保人的未亡人和家属的津贴，并且让美国就业局隶属于社会保障委员会，从而让失业保险和工作安排搅在了一起。1939年组建的联邦保障局（FSA）也包含了教育办公室、公共卫生局、NYA和CCC，打那以后成了联邦福利活动的主要工具。
不管经济的升降沉浮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30年代已经把社会保障的原则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生活中。少数反动分子，像电台评论员厄普顿？克洛斯之流，可能要悲叹：曾经激励边境居民的光荣冒险精神正在消失，但大多数公民则是另外的感觉。1938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赞成养老金的人不少于90％。不管方法和手段多么危险，就连反对党也在其全国性政纲中承认：社会保障已经扎下了根。并非巧合的是，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在1930～194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最显著的是在一些大的工业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伊利诺斯和俄亥俄。
一位火星观察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福利是美国人的新宗教。着眼于社会福音（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福音）对正统神学日渐上升的优势，《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的执行总编保罗？哈钦森在1937年情绪激动地呼喊道：“它要么倒向莫斯科，要么回到罪恶！”这一发展与其说是在开挖新航道，不如说是在加深旧航道。社会和宗教研究所在1920～1934年间所做的一项关于教会和社会的详尽研究再三强调了新教对信仰和服务于人类福祉的牧师作社会学解释的倾向。类似地，美国天主教徒也作出了新的努力，以回应庇护十一世教皇在他的教谕《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1931）中所阐述的社会正义原则，而美国犹太教士中央会议在第二年起草了它的“社会正义计划”，联邦基督教协进会重申了其支持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的立场。
◇欢◇迎◇访◇问◇BOOK。◇
第48节：寻求保障的时代（5）
牧师们寻求时代的启示往往会从约翰？A。 赖安、约翰？海恩斯？霍姆斯、欧内斯特？F。 蒂特尔、拉尔夫？W。 索克曼和哈里？埃默生？福斯迪克等人那里得到暗示。1934年对将近20；000名牧师所作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支持“彻底改革的资本主义”，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话题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布道主题，祈祷会常常演变成了讨论组，详细探讨“人类关系中的问题”。
在大萧条早期，教会纷纷积极地转向了为穷人提供衣食，但是，当公共机构肩负起这一重担的时候，它们往往就放松了努力。结果，穷人当中对教会及像基督教青年会（YMCA）这样的准宗教团体产生了某种幻灭感。天主教徒在保持与失业者的接触上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成功，但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则创下了引人注目的记录。他们自负地拒绝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并对新政的融资保持着极大的警惕，他们让每一个未世圣徒教会的“支会”负责各自的贫困者，当地方的容量超出负荷的时候，上级单位便施以援手。主要目标是，借助诸如合作社、殖民计划、家庭罐头制造和手工业以及给教会职业介绍所当警卫之类的手段，让家庭能够自立。
在财务上，大萧条让大多数新教教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绝望的困境”。这部分要归因于它们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为了修建百万美元的大厦和数百万美元的公寓酒店式教堂（有游泳池、娱乐厅及其他休闲设施）而欠下的债务。如今的捐款急剧下降，在1930～1934年之间几乎减少了一半。城市牧师的薪水被削减到了极点，而在农业地区和乡村，很多社群索性省掉了“正规的”布道者。
面对国家经济灾难的事实，宗教人士的态度各不相同。穆迪圣经学院及其分支机构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是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做末日的开始来欢呼的千禧年信奉者——如今都把这场世界性的失业灾难看做是一个类似的征兆。天主教教义更多地趋向于炼狱性的，而非天启性的，强调眼下这场灾难将在未来生活中得到回报。更苛刻的天主教牧师则把大萧条看做是治疗美国生活中从追求感官享受到异教拜物主义的一剂健康的收敛剂。然而，一般而言，新教牧师往往把大萧条当做对罪（既有国家的罪，也有个人的罪）的惩罚而予以接受。很多布道者、教会杂志的编辑以及像罗杰？巴布森这样虔诚的商人都承认，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舍弃了基督而去追求自私的目的。
有人直率地预言，艰难困苦将把美国人带回到他们父辈的信仰，但事实上，除了某些新的、古怪的宗教仪式之外，并没有出现信仰复兴的浪潮和大规模的宗教皈依，就连上教堂的人数也没有出现增长。没有体面的衣服可穿，没有钱扔进教堂的捐款盘——尽管很多教堂废除了“自愿捐献”——使人们放弃了经常上教堂的常规习惯。至于那些这样的习惯原本就不牢固的人，越来越世俗化的安息日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他们走向市里WPA劳工新近修建起来的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或网球场。据报告，1931～1932年间，女人对教堂工作的兴趣达到了历史新低，毫无疑问是由于来自职业追求和其他世俗事务的压力，而期刊文学也反映了组织化基督教日渐衰落的声望。即便是在教会力量集中的乡村和小镇，制度化的宗教似乎也在逐渐衰微，随着上教堂人数和捐款数量的不断下降，处在社会力量漩涡中的宗教领袖，显得茫无头绪，迷惘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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