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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
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拥有7400万客户，美国政府不能不救。数次对AIG的救助已经耗费美国纳税人上千亿美元的真金白银。但据Credit Sights数据显示，AIG还有多达约3000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相关仓位。同时由于商业保险的下滑，公司的收入大幅下降并正在苦苦挣扎，同时，公司在竭尽全力开发新业务。
目前，AIG正在进行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改组计划。为了获得3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处于风口浪尖的AIG决定将旗下最值钱的我们熟悉的友邦保险和美国人寿（美国友邦保险是AIG最大的亚洲业务，美国人寿是其全球人寿保险业务）的部分股权抵押给美联储，转化成优先股。友邦保险脱离AIG是大势所趋，未来友邦保险可能选择在中国香港上市。
如果友邦保险脱离AIG成功上市则能够逃离受AIG剩余的垃圾资产拖累的命运，走上良性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并无复苏迹象，友邦保险顺利上市仍有相当难度。如果不能成功上市就将会把每个购买保险的民众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正如华尔街大佬们把美国老百姓的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甚至慈善基金弄得灰飞烟灭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对于AIG的救助无异于一场豪赌，这场豪赌的代价可能会由包括远隔太平洋的中国老百姓在内的全球民众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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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1）
记者：您好，教授。您认为新的行政措施能够如何来解决经济危机？
斯蒂格利茨：奥巴马总统必须从突出问题着手，布什政府的问题正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的问题。通过给华尔街注入足够的资金将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这有点类似于给一个遭受大出血折磨的病人进行输血——我们在流血，毫无办法。所以，我们首先要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帮助人们待在家里，让系统恢复到以前；其次，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帮助就业；第三，把保尔森做的重做一次，他投入到银行的钱并没有使借出的钱有所增长，所以我们需要规划这个项目的这个部分。这就是我们会很快着手去实现的三个主要办法。
记者：您认为他们会如何处置这些钱呢？
斯蒂格利茨：这些钱……呃，我认为，首先，支出是一个重要部分，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欠款了，那将意味着银行会有一个更好的处境，那也意味着银行有能力借出更多的钱，这就是我希望的着手开始之处——把钱投入银行而不是投入到外面的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股东、政府人员，我认为人口比重是如此大，像我这样的人都在谈论纳税人是如何如何无法克制地把钱都投给了银行，然后又投给了CEO，而有些银行决定不再给出很高的红利，因此事情现在正在朝好的方向进展，而未来发展还将更加积极。
记者：您认为政府是否应该挽救通用公司破产案呢？
斯蒂格利茨：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我个人的观点是，通用公司确实应该重组，如果不重组就要把钱投入通用公司，6个月后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钱。重组并不意味着完全清除原组织，我们还有文化允许我们进行资金重组。我们也许需要建立一些特殊机构来保证这些方案进行得更快更平稳——这是重组专家的问题。但是，我所说的问题是，如果投资者能够获利，银行家能够获利，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华尔街的原因。但是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应该保证人们有工作、生产能够进行、供应商能够保证供应、如果供应通用公司，他们将得到报酬，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记者：如果您主管联邦政府储备，下一步您将采取什么行动？
斯蒂格利茨：通过储备来刺激经济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凯恩斯很早就说过，当经济不景气时，就好像用绳子拉动经济，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他们试图避免经济下滑，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但也没有引发高水平的经济活动。我们必须承认，联邦政府是政党的措施之一，而其中的管理非常糟糕。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不仅没有阻止危机发生，反而一旦发生了，又没有实施好管理措施作为必要的反应。 。 想看书来
对话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2）
记者：您认为未来经济将下降到什么程度？用几年时间能够实现经济复苏？
斯蒂格利茨：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是最长最深的一次危机，至少25年，可能从大衰退以后，这部分取决于美国和其他政府的应对做法。到目前为止，布什政府的应对措施还是有效的，否则这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显然，现在仍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直到1月20号之前并不一定立即见效。
记者：您如何看待调节系统？您是否认为政府还需要做得更多，或者还让市场自愈？
斯蒂格利茨：我觉得现在人们都意识到我们需要制度，我很早就提到了这一点。艾伦·格林斯潘曾高度评价过经济预警制度。我们需要制度，也许是因为损害太巨大了，改变它并非一朝一夕，挑战在于我们需要怎样的规则，如果没有好的规则，金融市场的信心会很难恢复。有些人希望规则最小限度化，具有更大的透明度，类似于杠杠作用，我则觉得将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事实上，我觉得好的规则能够推动经济发展，问题是资金市场萎靡，但生产能力并没有减弱，这使得更类似于赌博性质，CEO会得到更多利益、更多分红，但实际上很多这样的衰退都带来了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好的制度能够鼓励它们变得更加富于创造性，从而使经济发展更为积极，而不是仅仅高于CEO支付的那部分。
记者：有些人认为美国很健忘，美国觉得现在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一课，我们不需要更多规则，我们可以自己解决，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看法的？
斯蒂格利茨：很多人希望自己是健忘的——在旧制度下做得很好的人当然是这样希望的，这也将是问题之一。你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经济下滑，也不是第一次金融危机，更不是第一次经济衰退。我们1986年经历过一次，1989年华尔街的墨西哥债券引起的墨西哥经济衰退，还有印度尼西亚经济衰退，不光是影响了这些国家，也包括了华尔街，所以说，我们有一次又一次的教训，而我们从中学得很慢，很快就忘记。但我觉得美国纳税人不会如此轻易忘记，当你花费了上亿美元，每年你为自己的借款而付账，这就像是一种提醒。除此之外，因为这是一次长久而深刻的衰退，美国人会继续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对其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问题负有责任。
记者：目前美元是美国国内唯一的货币，您是否认为货币系统应当改革？
斯蒂格利茨：是的，这是我考虑的问题。在全球系统之下，你不能只用一种货币作为基本的储备。当这个国家发展正常时，没有问题，但当这个国家衰退时，就需要数年的时间来恢复并促进经济的能力。有点不幸的是，中国有太多的货币储备是美元储备，有些时候储备量下降，有些时候上升，它们为应对风险做出了贡献。全球储备系统比5到7年之前的全球财政系统要更加稳定。
对话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3）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中国，G20峰会上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您认为在帮助解决全球经济危机上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斯蒂格利茨：上个星期的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并不是因为会议内容，没人会期待有更多新的会议内容，而是因为它预示着全球景象的主要变化，在过去可能会是G7、G8峰会，现在这是G20峰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金来自亚洲、中东，并不在于G8，美国更是不在此列。当美国公司需要资金的时候，美国求助于中东和亚洲——它们会挽救这些公司。一句话，从亚洲、中国到中东。我认为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是中国已经开始做的，就是用对本国的投入来刺激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中国认识到，它必须从依赖进口转变为更多的国内消费、国内投资——这是保持全球经济平衡的重要部分，也是115年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中国能够进一步达到目标的背景。中国能够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二点是，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极大的困难，我们将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典型地要去求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得经济下降变得更糟，西方银行需要付款、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下降、贫困增多，中国作为资金来源国，将有能力帮助这些国家。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就是一个例子。不幸的是，美国政府不能向巴基斯坦提供所需的帮助，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些为世界和平而焦虑的人关注的问题，我们不想使巴基斯坦不稳定，美国财政部预制定的议事日程并不能帮助巴基斯坦，所以我认为中国给予巴基斯坦的帮助非常重要，这只是中国能够扮演重要角色的例子。
记者：从依赖出口转变为积极刺激国内消费，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斯蒂格利茨：这是必须的过渡，挑战在于保持高水平增长、高就业率，当然这些会从之前的11％、12％有所下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其他的长期问题，例如很多任务导致中国生产出口产品——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消费这些产品，但是中国如果能够从输入商品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结构调整，我认为会有利于中国进入发展的下个阶段。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做过很多全球性调查，您认为全球应该如何合作解决问题？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全球显然应该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全球性危机，不是靠任何一个国家独自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