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满足客户需求？是品牌与产品的创新？是，又不全是。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经历了社会经济几近崩溃的惨痛后，中国社会重新走向追求经济发展，实现人类最原本需求的道路。不论是行政官员，还是专家学者，抑或是企业界，都在埋头研究管理，为社会的高效率殚精竭虑，埋头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为创造财富的人提供咨询意见。
以追求效率为终极目标的路径是可以持续走下去的吗？在经历了全球化的中国企业遭受挫折后，以牺牲环境、劳动者社会福利、价值链关系以及其他企业伦理关系，来为社会提高效率的人，到最后却成为大众的敌人，所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也会被身边的人埋葬掉。这成为现实的悖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蒙牛十年 序言（4）
“商业在一头，社会在另一头。”商业跟社会发生冲突，最后一定是社会颠覆商业，就如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样。
中国商业发展到今天，所谓的成功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盈利的多寡，更重要的我们的商业如何建立一个跟社会和谐共处的价值观。
柳传志曾说，企业和企业家们有责任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些。要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和谐做出贡献，不然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更谈不到持续的发展。
本书无意对包括牛根生在内的企业家进行道德上的批判或者单纯做商业模式的臧否。就像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所说的，“哲学不能假定其表象为其对象，在认识的开端和进程中也没有现成的认识。”占领道德高位，去矮化一个群体和事件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进程的逻辑并无裨益。我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在语音嘈杂，传媒过度发达造成的海量信息里，努力还原事件的产生脉络、环境和背景。
但这依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美国人约细目·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著名的《黑天鹅》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前，所有的人都认定，天鹅长白色的羽毛是天经地义的事。“它显示出我们通过观察或经验获得的知识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但中国经济超出黑天鹅现象所显示的最基本事实是，中国过去20多年来一直是按照顾客至上的穷人资本主义，或者温饱型的商业逻辑发展的。现在，这种所有人不顾其他，只求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价格生产最通用的产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的商业模式正在走向穷途。
“其实中国企业过去二十年是用挤压其他伦理压出来的成本空间造成低价，最后满足消费者。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中国，也拓展到全球。我们为中国本土创造了基本温饱的产品之后，也为全世界消费者创造价格最低的产品，然而中国企业的形象却差得一塌糊涂。”《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说。而现在，是要摆脱穷人经济发展模式，从新构架新的商业伦理和价值链关系的时候了，企业家责任和企业公民的责任有了新的内涵。
当企业开始认识和承担社会责任时，整个社会也要间接承受由此带来的成本、价格上升问题。但这只是中国企业整个价值链关系，商业与社会关系改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企业家和社会都必须要承担这样的结果，并为之买单。
已经成为创业者的牛文文是原《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他是我见到的最热切、最不遗余力为中国企业家正名，对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商业历史进行记录的人，同时，他也是最冷静和不吝言辞批判企业家群体的人。
他这样描述他多年来关注的企业家群体，他那冷峻的观察令人震撼：（他们）不值得羡慕，他们值得同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病人，有着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们要不是病人就怪了，整天背负着这么多骂名，这是他们的安全风险。此外，他们每天都在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所谓企业家就是经营风险的人。每天都可能破产，每个企业都有N多的股东，数万名员工，还有供应商、消费者，企业家就是天天充满责任，被一系列的契约和合同捆住手脚的人。”那是企业家的一个人生悖论，他从办企业的第一天，他想要更多的自由，可是一切注定他必须被捆绑住，在确定的契约下承担不确定的风险，他惟一的出路是面对风险，获取利润。“全世界这群人都是压力最巨大的。所以他们中有的人得了忧郁症、有的人有焦虑、狂躁，强迫症、自大狂……其实他们就是人，他们就是比我们承担风险更大的人，压力更大的人。”
也许，当我们不再要么妖魔化、要么神圣化企业家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企业家看做是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会犯错误的人的时候，这个商业社会的生态也许才会更清朗平和。
在阿里巴巴创立十周年的时候，马云写给阿里巴巴的员工一封信。信中写道：阿里巴巴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进入合伙人的时代，我们18个人不希望背着自己的荣誉去奋斗，我们今天晚上将是睡得最香的一个晚上，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不需要说因为我是创始人，我必须更努力，因为今天我们辞去了创始人，明天早上我们将继续去应聘、求职阿里巴巴，我们希望阿里巴巴再度接受我们，跟任何一个普通的员工一样，我们的过去一切归零，未来十年我们从零开始。
瘦弱的马云，显示出如此的豪情。中国企业界并不缺少有豪迈情怀的人，而真正的勇敢者是那些不畏惧未来的人。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尾语。对中国企业家群体，我们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
十年轮回
牛根生迅速钻进了早已等候在福临门大厦楼下的奥迪车中。临上车前，他撂下一句话：“这几天实在有点累了。”说完，他的座驾绝尘而去，从公众眼中消失。
牛根生仍然扎着那条价值18块钱，带有蒙牛LOGO的领带。在公共场合，特别是重要的场合，牛根生喜欢系这种领带。那张被形容为“大气磅礴”、“突破边界”的“扩张型脸”清瘦了许多。一个小时前，他还谈笑风生地和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向上百家媒体介绍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入股蒙牛乳业的细节。
还在2004年三月的一天，北京春天的沙尘肆虐。这天，牛根生也在北京，他站在一座立交桥下，满身尘土，已经被风擎得站立不稳。那时候，蒙牛正遭遇一场始料不及的“投毒门”事件，有敲诈者扬言要对蒙牛在超市中的产品投下剧毒。每天都是坏消息，每天都有产品下架，每天要面对不可知恐吓和威胁。但那时候的牛根生，内心充满了愤懑与绝不妥协的豪情。
而今，刚刚完成了中国食品行业最大的收购案的牛根生，却有种怅然若失的感慨。
刚刚启用就经历的中国食品行业最大并购案的中粮福临门大厦，楼顶的“福”字在北京夏日刺眼的光照下熠熠闪光。掌管这个大楼里庞大机构的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和走出大楼的牛根生，用奇特的方式走过一个轮回。
1999年，从美国匹兹堡大学MBA毕业的宁高宁已经在华润工作了12个年头，这年宁高宁出任华润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
同一年，牛根生从一间租来的不到53平方米的小屋子起步，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1999年，两个人都是41岁。
宁高宁上任伊始，华润集团的一位名叫郑文斌的员工给宁高宁写了一封信，题为“‘新国企’改造能获成功”。这位对宁高宁怀有崇敬之心的员工称，对宁高宁的欣赏来源于“真正是企业管理的负责任的深刻的举措”，“你的一系列举措正在力图把我华润公司引向一个真正的适应现代化要求动作的可以持续有所作为的公司。”
这位进入华润六年，却对公司战略目标茫然无知，深感困惑的员工建议，应将公司的战略市场转移到广袤的内地，他急切地说，“这趟东方高速火车将会使我们获益良多，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搭在它上面的货物还不够。”
在信中，这位员工还提了一个小建议，将副总以上高管的专用食堂取消，“现在全体副总和总经理有个专用食堂，听说伙食跟我们一般员工稍微有点不一样，好像是多个菜多个汤。不知道总经理们是不是很在乎这点区别，我想多出的饭菜应该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就是我们吃的，品种也够多的了，而且油水放得不少。”
其实，宁高宁此时的战略构想已经相当明晰，他带领着华润这架庞大的国企战车沿着“中国式摩根”的产业整合道路渐行渐远。
全面主持华润后，宁高宁提出了他的业务整合目标。三年的整合之后，华润在内地的资产应该达到500亿左右，净资产要到200个亿。挟资本以令诸候，华润以相当快的速度向纺织、零售、食品、地产等行业渗透、挺进。
2005年，宁高宁从华润空降到中粮集团任董事长。进入中粮以后，宁高宁也没有停止过他的并购脚步，资本重组的经验用到了中粮集团上：重组中土畜、合并中谷、入主新疆屯河……2007年年底的中粮集团同样已拥有了多家上市公司，俨然形成了资本市场上的“中粮系”版图。
入股蒙牛，其实只是宁高宁大战略中的一个小插曲。
而怀揣着“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百年老店“梦想的牛根生，从简陋的小房子起步，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举国皆知的“奶牛跑出火箭速度”的草根企业成长故事。
牛根生在竞争惨烈的乳品行业左冲右突，这个强势的人物从新确定了一套乳品行业的丛林生存法则。
而当整个乳品行业陷于三聚氰胺困局后，蒙牛也不可避免地被更强大的国企力量和资本力量所吸收。牛根生曾经站在道德高地上，将自己在蒙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