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一个美国人，“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负责的”，他会肯定地说“是”或“不是”。当你问一个中国人同样的问题，他会告诉你“我想想看”。“想想看”的意思是，我先斟酌一下要不要承认。在中国人看来，做一个判断就等于下赌注，具有风险性。
中国人比较深奥难懂，但是高度艺术化。一个人作一个决定，一旦说出来，通常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他即使有决定，也不会说出来。
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当你问一个美国人：“明天的会你要不要参加？”他马上就告诉你参加还是不参加。中国社会不容许这样，如果他说参加，那些不希望他参加的人就会劝他不要参加；如果他说不参加，那些希望他参加的人就会劝他参加。无论参不参加，都会有人对他提出建议，所以他的答案只能有一个：到时候再看。
“到时候再看”不是一种敷衍，而是有很深的含义：要问的话你就单独问，当着别人的面，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中国人在一对一的时候，无话不说；只要有第三者在场，就会含糊其辞。
如果你私下里问他去不去开会，他会说：“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这两天总是有人打来电话，让我去。你替我想想看，到底我要去还是不要去？”中国人很聪明，在表态之前会先套取对方的意见，然后再根据对方的意见做出相应的回答。
中国人认为，合理就好。西方的团队管理以法为中心，重视管理；中国的团队管理以理为中心，重视领导。对中国人来说，合理比合法更重要，中国人只接受合理的法。
理是变通的，法则比较固定。中国人重视合理，却不一定要求合情，不要以为中国人很喜欢人情。中国人的人情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有一句话叫“升米恩，斗米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合理地对别人好，不能过分，过分就是溺爱，就是纵容；合理地帮助别人，也不能过分，过分就会害死他。
世界上的事情，如果离开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条件，就很难判断对错。西方人认为，学问是客观的，是中性的。中国人则认为，一切都要加上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这样才有办法判定是非。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嫂溺”，小叔子就可以拉她一把。如果此时再执著于“授受不亲”的话，就是没人性。因此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
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3）
在工作中，因时制宜是很重要的。当你的老板叫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关注你有没有在做。如果你打算先将手边的事情做完了再做老板交代的事，那老板肯定不高兴，因为老板的看法是，不是我叫你做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我叫你做的才是重要的。
中国人的道理是变来变去的，随时在变，即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做不同的调整。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国人进行祭祀等活动时，最有时间观念了。
很多领导抱怨他的干部们不准时，每次开会都拖拖拉拉的。其实这是领导自身的问题。如果国家领导人要会见这些干部，他们会迟到吗？当然不会，因为情况不同。
需变主从关系为主伴关系
我们原来把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视为主从关系，现在时代不同了，我认为应该改为主伴关系，领导做主，下属陪伴领导。
主伴关系更利于组织发展
以前，领导和下属之间是主从关系，领导者完全做主，下属要绝对服从，很专制，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方便沟通，几乎是领导的“一言堂”。而且，上下级的界线划分得过于清楚，大家受等级观念的限制很难一条心。因此，以前企业的组织力有限。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把主从关系改为主伴关系，即下属要陪伴领导，领导还要做主，一个团队没有头领，各自主张，步调不一致，那就变成有团没有队，有组织而没有组织力。但是，为了适应民主时代，“主”的定义应该有所改变：工作的时候，领导理应是“主”；工作以外的时间，就不一定以领导为“主”，领导也应该适当放下自己的身份，和下属打成一片。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不同性质的情况，“主”与“伴”应该适当调整。
“主”应随着情境、随着情况改变，这样有助于促进全员参与。这里的“主”，指的是主要负责的人，而不是发号施令的人。成为“主”的人应该具有哪些能力呢？
让我们以曹操为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曹操的人生最高峰是在什么时候？我认为，他最风光的时候不是他封王之时，而是他率领83万大军南下攻打吴国孙权之时，史称赤壁之战。有人会认为曹操在赤壁之战时大败而归，那时应该是他人生的低谷。其实不然，曹操之所以输了赤壁之战，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他在那个时候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必会马到成功，而且打败孙权，将为他统一中国奠定稳固的基础。然而事与愿违，他铩羽而回，之后再也没有大的举动，而且再也不敢雄心壮志地要统一全国了，因此，我认为赤壁之战时是他的人生最高峰。
一个人处于最高峰的时候，往往踌躇满志，做事非常张扬。《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这一段描写得非常精彩：曹操在大军出发之前，举办了一个誓师大会，目的是激励士气，“曹操正谈笑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乌鸦夜啼就是给他的一个警告，但曹操没有警觉，依旧雄心勃勃。他没有想到，自己将会一败涂地，这是其一。徐庶很有远见，他知道火烧连环船以后，大家一个也逃不掉，为了自保，他赶快要求去守关外。大家都知道，“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句俗语，就是说曹操用计把徐庶骗回来以后，他“誓不为设一谋”，此时却突然要求去守关外，曹操却没有怀疑，按理说，像曹操这种疑心重的人却没有想到徐庶这一反常举动的用意，很奇怪，这是其二。
我一直认为，上苍是很公平的，当有重大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它会不断地给你一些征兆，问题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当时，曹操太过自负，丝毫不以为意。直到黄盖要来投降的时候，程昱点明黄盖是诈降：“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倘有诈谋，何以当之？”曹操才恍然大悟，但是，为时已晚，“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三国演义》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见微知著。领导在作决策之前，一般会要求数据准确，信息充足，殊不知，此时这些信息已经毫无用处了，因为等你把所有的信息都搜集齐备，已是时过境迁，这些信息都已过时了。一个领导者，一定要能根据少量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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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4）
主伴关系即主从合理配合
主伴是从主从演变过来的，合理的主从关系就是主伴关系。那“主”跟“从”怎么配合才算合理呢？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从有形的方面看，做主的人应该负全责，但从无形的方面追究起来；做从的人才应该负全责，否则，团队就没有组织力。实际工作中，是干部帮助领导作决策的，而表面上让领导来作最后的决定，这样的团队才是高效的团队。如果在团队里，凡事唯领导马首是瞻，其他的人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或者只是提供个人意见，而不参与任何决策，这个团队是非常弱的。因为领导不是神仙，他只是一个凡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往往一个错误的决定会改变原本有利的形势。
第二，做主的人最好是通才型的，而不是专才型的，否则他就会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很容易偏激。而做从的人是能兼顾各方面的“专”，而不是单一的“专”，否则几个人都偏到某一方面去，忽视其他方面，也等于为自己设置一个陷阱。如果做主的人和做从的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团队是不周全的，就像一个不完整的人，很难健康发展。一个正常的团队，要能面面俱到，你不能指望领导做到这一点，他也不可能做到，而是要有一个由各种专家组成的完备的团队，他们可以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供科学的建议。
做主的人要尽量把自己变成通才，千万不要总强调自己的专长，可以说，做主的人只要有专长，就会有偏见，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做任何事情只要做久了，就会有职业病。一个搞财务出身的总经理，经常会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他做什么都要先考虑财务，财务应该是财务经理负责的，不是总经理考虑的事情。
第三，做从的人要站在“不从”的立场来“从”，不能站在“从”的立场来“从”，即做从的人如果存心要顺从，存心要听“主”的话，甚至揣摩他的想法，那就糟糕了。我一直认为历史上没有坏的皇帝，只有可怕的爪牙，因为没有一个皇帝登基以后就下决心搞垮自己的社稷，他总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而搞垮社稷的，是那些出馊主意的人，即所谓的佞臣。
有很多干部喜欢揣摩上意，讨好领导，甚至谄媚，这样做只会把领导害死，这就叫爪牙。一个好的干部要站在“不从”的立场，才能合理地“从”，站在“从”的立场就是完全盲目地服从，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几千年来，只出了一个魏徴。
人们一般将魏徴视为忠臣的典范，但做从的人千万不要学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几千年只有一个“魏徴”，就说明了问题。魏徴是很特殊的，他有幸碰到了唐太宗，如果换了别的皇帝，他早就被杀了。我们读史书就可以知道，魏徴对唐太宗讲话，态度很过分，完全是教训的口吻。所以，“不从”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我归纳成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