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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Google呈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上市融资声明中，它勾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公众发售股票的方法。这被看做是平等主义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够参与。它能够克服华尔街的过低估价倾向。这个过程中包括了高科技版的被称做“荷兰拍卖”的部分，它得名于荷兰花农为郁金香和其他花卉定价的做法。
Google利用不间断的拍卖来出售自己的广告，而现在它将根据在网上收到的来自潜在投资者的出价来为公司的股票定价并售出这些股票。那些出价等于或高于公司为这些将要配售的股票设定的所谓清算价格的出价者能够进入系统，而出价低于这个价格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Google的管理者后来说，他们本来希望进行没有固定价格的不间断股票拍卖，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公司必须为所有投资者设定统一的IPO价格。）Google在开始接受将订购权交给经纪公司的投资者的电子出价之前，要公开宣布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然后邀请人们根据这个范围来出价。大投资者和小投资者都必须通过同样的过程来购买股票。Google不会对谁特殊照顾，也没有为家人和朋友专门留出股份，也没有私下交易。恰恰相反，即使是只有一点点资金、通常被华尔街漠视的初学者，也能够参与拍卖过程，只要他们买得起5张股票。这是个非比寻常的最小限额。要不是Google坚持，经纪公司是不会同意的。
突然之间，在美国的那些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首次公开募股的Google用户，现在也有机会购买几张股票了，只要他们能够买得起这些股票，他们就再也不会因为居住的地域或是手中掌握的人脉关系而被拒之门外了。这非常符合Google的特点。布林和佩奇本来非常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司上市，但既然决定要做，他们就要使这个过程尽可能地平民化。
布林和佩奇认为服务费的收取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华尔街专制行为，对此他们十分痛恨。所有的公司都要为IPO操作支付同样高昂的费用，无论这些股票好卖，难卖，还是销售情况普普通通。他们接洽的公司都提出要征收7％的费用，如果上市总额达到20亿美元的话，这些公司就能赚到1？郾4亿美元。从理论上讲，他们承担了股票卖不出去的风险，所以才能将这些费用纳入腰包。这是“保险行业”的潜规则：华尔街的公司向进行IPO的公司保证，他们的股票可以以某个特定的价格售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要承担股票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售出的风险，而上市的公司要为这个风险支付费用。而在实际操作中，所有银行为每笔交易收取同样的费用，而且会预售大量的股票。这对拉里和谢尔盖而言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尤其是Google的股票是非常受欢迎的。
两位创办人决定，他们将只为华尔街支付比平时通行的价格低一半多的费用，如果哪家经纪公司对此不满，他们可以选择不参与这笔交易。而且，他们还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来争夺控制权，要抵制不公平的定价过程以及丑闻缠身的华尔街的股票分配过程，同时还保留在最后一分钟根据自己的意愿取消交易的权利。说得客气一点，这两个Google来的家伙在向华尔街传递“死亡信息”。如果Google成功了，这笔交易有可能大幅削减上市费用，并削弱其他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中的中间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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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3）
拉里和谢尔盖还拒绝任命任何人担任Google上市过程中的董事会主席。这个职务一直是空缺的。这是很不寻常的，它是拉里和谢尔盖保持控制权的另一个措施。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将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样，他可以履行成为上市公司后必要的礼仪和法律责任。而他们两个可以控制施米特的行为，并共同经营Google。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以后还可以提名新的董事长。
每一家同Google接洽，讨论其处理Google的IPO事宜的华尔街公司，都必须签署严格的保密协定。当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SFB）和摩根士丹利银行被选择管理股票发售过程之后，Google要求他们在每次会议之后都签署新的保密协定。另外，Google向这些公司披露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也少之又少，并且尽可能拖延它们知道具体状况的时间。Google还提醒整个华尔街，一旦它们在IPO之前或之后泄露任何情况，它们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投资银行家和他们的律师都抱怨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像Google人那样不可理喻的人。
拉里和谢尔盖还得到来自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WSGR）律师行的外聘律师的忠告，律师告诉他们，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上市文件之后，他们将会进入“沉默期”①；在此期间，他们要确保他们不会发表任何推销Google股票的言论。这家久负盛名的律师行事实上处理了同硅谷和华尔街有关的所有最大的交易。作为平民主义者，沉默期期间允许巡回演讲的规定对拉里和谢尔盖不具任何意义。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同拥有大笔资金的客户、机构投资者还有华尔街的重头人物进行幕后交易，还能够做演讲和回答问题。那么一般投资者呢？那些希望投资的普通Google用户呢？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的巡回演讲聚会中给那些业内巨头以特殊照顾，而任凭圈外人和小投资者们自生自灭呢？这看起来就是华尔街为了牟取私利而保留的传统，而拉里和谢尔盖的目标是在上市过程中，打破或者至少动摇这个传统。他们在巡回演讲中会很少说或者根本不说任何新信息，而且他们会将任何新的信息发布在网络中，使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它们。
Google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我们也无意成为一家这样的公司。
布林和佩奇致投资者的信就是以这句话开头的。这封信是附在IPO文件中介绍Google的财务和运行细节的文件开头部分的（该文件是Google于2004年4月的第三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提交的财务公告中附一封阐述公司创办者经营哲学的信的想法，得到了WSGR律师事务所的认可。这两位创办人的信件的电子版很快就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中。这是两个人坚持要做的事情，无论公司的风险投资人约翰·多尔和迈克尔·莫里茨对此持什么态度。从一开始，写这样一封信就是拉里和谢尔盖的想法。他们希望表明Google是有个性的公司，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企业和工作单位。而大部分其他的上市公司都会起草一份平常的IPO文件，其中包括通常的法律和财务公告。而Google这两个家伙希望用这封介绍公司文化、阐述他们世界观的信来吸引世界的注意。
布林和佩奇在信中警告华尔街以及那些不认同他们的投资者闪开，而莫里茨很担心这封信可能带来的严峻后果，他采取了一些行动。在这封信公开前的那天晚上，莫里茨最终从佩奇那里搞到了这封信的复本。通过删改，他使这封信的口气变得比较有节制了，他磨钝了一些最尖锐的刀刃，添加了一些空话，还有，最关键的是，他更充分地介绍了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
多尔和莫里茨费尽心机地迫使布林和佩奇雇用了施米特，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投资者的眼中抹杀他的地位。为了使人们对公司的前途有信心，并在IPO过程中得到恰当的估价，多尔和莫里茨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投资者们必须要确信在两位创办人推动创新并寻求改变世界的同时，还有一个稳重的、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来确保这家上市公司会关注股东们的利益，起到遏制和平衡的作用，并使公司以合情合理、财务完善的方式运作。
在信中，布林和佩奇一再强调，在Google成为股份公司之后，他们还是打算继续其在作为私人公司期间成功的做法。比如说，他们不打算屈膝跪在华尔街季度利润报告这只圣杯的祭坛前，恰恰相反，他们会做一切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对Google有益的事情。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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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4）
如果公司的管理团队的注意力都放到一系列短期的目标上，就会像一个节食者每半小时就称一次体重一样没有意义。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讲，“我们不会粉饰”季度或者年度报表：如果盈利情况在某个季度末非常糟糕，那么，当这个数字到达你手中的时候，它还是会很糟。
他们为自己的信起名为，“给Google股东们的持股手册”。他们说这封信是受到投资领袖沃伦·巴菲特领导的保险业巨人伯克夏…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表的启发。通过手中的笔，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同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投资人建立了联系。
Google是个经营业务单纯的技术公司。同包括雅虎在内的其他公司不同，它并不拥有或者生成内容。但是，它通过广告赚钱，这是媒介公司的经典生财之道。在他们的信中，两位创办人勾勒了Google的不同表决权股份结构（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计划：A股是给普通投资者的，每股拥有一个投票权；而B股则留给他们自己，每股拥有10个投票权，这可以保证他们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这种结构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在不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接管公司，也可以吓退希望影响公司管理的股票投资人，从而帮助他们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