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管局的局长与高培德私交非常好，高培德也没少给他送礼，他也害怕高培德出事会把自己也裹进去。所以，极力想办法准备把高培德从那个是非之地调走。左思右想，他才算是给高培德物色了一个同级别的位置，但高培德不满意那个岗位，死活不去，这事也就搁置在那里了。
拖了一段时间，高培德趁着林管局局长准备去国外考察的机会，给他送去了大花瓶，里面放了10万美金。看到花瓶里的秘密，令那位局长像捧个一个烫手的山芋，拒绝舍不得，收下又给高培德又安排不了满意的岗位。思来想去，还是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收下了那10万美金。结果，就被高培德牵着鼻子走了，让高培德杀了个回马枪，又回到原来工作的林业局当上了一把手，前任局长只能满腹牢骚，心有不甘的给人腾出来位置，到林管局机关一个部门任职去了。
高培德调回自己原来工作的林业局，当上了掌门人，实现了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愿望，在局内，立项目，建厂房，上设备；在境外搞开发，造声势。可谓风光无限，春风得意。在红红火火的背后，为以后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高培德调走以后，郎昕仁的运势开始一落千丈，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先是处室的下属趁他不在，把他的办公桌抬到了走廊里，东西扔得满地都是。郎昕仁回来气得骂了半天，也没人理他，只好求人帮他把桌子搬回来，也就算拉倒了。
不几天，家中又被盗，现金没损失多少，小偷却把衣服扔了一地，屋子里放满了自来水，两袋子白面，50斤豆油全倒在地上，整个屋里和泥了。等桂琴下班回家以后，进屋一看当时就傻了。她马上给郎昕仁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郎昕仁正在外面和朋友打麻将，一听桂琴说话带着哭音儿，知道遇到麻烦了，等他走进家里一看，当时也傻了。站在门口，好半天也没有出声，拿出香烟，连着抽了好几只，这才打电话报警。
等接警车过来以后，好几个警察走近屋里一看，也是弄得手足无措，满屋子又是水，又是油，还有面，简直是馒头店了。因为被盗的东西不多，也没有太有价值的线索，几位警察简单勘察了一下现场，就草草收兵了。
郎昕仁找了几个蹬三轮的，帮着把屋子收拾了一番，好歹能有个下脚的地方。那一夜，郎昕仁和桂琴躺在床上，看着满屋子一片狼藉，真是欲哭无泪，一夜都没合眼，满嘴都起了水泡。
第二天一早，林政处郎处长家被盗，还被小偷祸害得惨不忍睹的消息不胫而走，令很多受过郎昕仁处罚的人拍手称快，还有好事者把幸灾乐祸的短信发到郎昕仁的手机里，短信写到：“伤害百姓天难容，遭到报应预料中，今日满屋杂货店，明朝再送长明灯。”
郎昕仁看了短信，差点没把他气死。第二天一早，郎昕仁就直接去找新局长，大发牢骚，威胁新来的局长说：“我都是因为工作得罪了很多人，才遭到如此报复。这事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不干了。”
新局长本来因为交接的事和高培德弄得不欢而散，这会儿高培德的亲属又和他叫板，他当然不会买账。加上他看到很多人谈起郎昕仁的所作所为都恨得牙根直的样子，也对郎昕仁没什么好印象。见他这会儿了还楞和自己装大瓣蒜，那会给他面子。当时就不软不硬的对他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工作引起的，不是你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要等公安局破案以后才知道。你现在也不用上火，家里出了这种事，你就别上班了，在家好好休息几天，等收拾好了再来上班也不迟。”
郎昕仁本来是想找新局长发发牢骚，找一点心里平衡，那想到人家不但不买账，还不阴不阳的讽刺他，这让郎昕仁讽刺恼火，但又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好很憋屈的回到办公室，一人坐在那里，独自生着闷气。
回到家里，夫妻一商量，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就去找高培德商量一下看如何是好？
高培德听了也郎昕仁的介绍，也感觉问题十分严重，又考虑郎昕仁大脑曾经受过刺激，担心继续留在那里，万一出现什么意外，自己也不好向姐姐交待，只好答应让他们也随他调回来上班。
郎昕仁还没等组织部门给他安排具体工作，就赶紧张罗把家搬回来。等去车给郎昕仁搬家时，靖远也跟着去帮忙。他们是晚上开车去那里，就像做贼一样把东西一件件搬下楼，又悄悄的开车离去，和做地下工作差不多。靖远心里有一种不想预兆，直觉告诉他，高培德和郎昕仁在一个地方工作干到如此地步，重新回原来工作的地方任职如不吸取教训的话，对他们自己绝对没有什么好的结局。
郎昕仁把家搬过来以后，还没有具体工作，没事就泡在靖远这里闲扯，向靖远炫耀自己在外局工作时的辉煌，也偶尔询问一些规划处目前职工的现状和一些基本情况，靖远一五一十向他如数道来。看到郎昕仁到各个办公室乱串，他也没有多想，殊不知一个精心策划的人事变动，悄无声息的开始了。
一个雪后的黄昏，组织部长谢永利找到靖远，老朋友到一起小聚，聊得非常投缘。酒喝得差不时，谢永利很随意的问靖远：“你在规划处没有什么后遗症吧？”
这一唐突的问话，靖远一下子愣住了。他忙问谢永利：“我的工作要调整？”
谢永利听完摇摇头，靖远又问：“那是处长要动？”
谢永利没有表态，靖远很着急的问：“那我有平移过去的可能吗？”
谢永利又摇了摇头，然后说：“局长没有那么考虑。”
靖远又问：“谁会过来？难道是郎昕仁？”
谢永利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很无奈的对靖远说：“老弟呀，你下步工作担子重了，难度也大了，好好把握吧，哥哥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作为组织部长，能把话说到如此份上，已经是有些违规了。但谢永利担着风险，对靖远长出暗示，即是考虑兄弟一场的情分，也是担心规划处班子调整以后，靖远不能摆正位置，所以才冒险提前给他打了预防针。
靖远看到谢永利担心的样子，就对他说：“大哥，没事，你放心，我和谁搭班子都能配合好，自己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就完了？”
谢永利看了看靖远，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就把话题岔开，谈别的内容了。靖远也就不好再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调整的事儿，但他真的不希望郎昕仁到规划处和自己做搭档，那样，对他，对自己都是一种磨难和煎熬。
几天过去以后，靖远在外地出差，接到副处长金哲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单位班子调整，组织部让他回去谈话。靖远还没等说什么，朴金哲就对他说：“书记，老处长调走了，你猜谁来当处长了？”
靖远开玩笑的对他说：“是谁，是你？”
金哲嘿嘿一笑，对靖远说：“大哥，不闹行不行，我哪有那个本事，能把副处长的活干好就不错了。是你的老部下郎昕仁回来了，这回你可厉害了。”
靖远一听，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还是出现了，但也是预料之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只能顺其自然了。
郎昕仁很快就到规划处报到了，每天从早忙到晚，接待着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恭维者，处理着繁杂的行政工作，连班子会都没开，一个人的独角戏就这样开场了。
靖远只是静观其变，并没有主动找郎昕仁介绍有关单位的工作事宜，他觉得以前该说的以前已经说过了，再说也没有必要。自己干自己的工作，别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
郎昕仁到规划处以后，只是象征性的开了两次班子会，单位所有的事宜他都是亲力亲为，谁也信不着。就连有关党组织建设的事他也插手很多，靖远虽然很反感，但并没有流露出不满，只是感觉他的手伸得有些太长了。
在一起工作，难免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靖远和郎昕仁从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领导与领导的配合关系，彼此都有些不适应，郎昕仁更是感觉如此。
端午节到小队慰问一线工人，郎昕仁避开了班子所有成员，独自一人领着司机拉着一车食品到各个工作地点走了一圈，等他回来才告诉靖远。靖远听过以后虽然不很高兴，但也没说什么。但另外几位班子成员有意见，就反映到靖远这里，让靖远感觉到非常难办。
这事如果对郎昕仁讲，凭他偏执的性格，肯定会不满意，也会找那些人的麻烦；不说，以后矛盾越积越多，自己监督保证工作没做好，也是失职。
思来想去，靖远还是找了一个适当时机，很委婉的劝郎昕仁工作别总是事无巨细和亲力亲为，多给班子其他成员一些事做，既能调动积极性，又能减轻一下自己的工作压力，何乐而不为？
但郎昕仁听后根本没有反应，反而在私下同有关领导反映靖远总挑对他挑毛病，找别扭，不配合他工作。这话传到靖远耳朵里，他感觉非常委屈，也很愤怒，几次想找他聊聊，到最后也没有去尝试。
一天中午，靖远下班在市场买菜，看到了党委书记胡德全。他责问靖远说：“你们班子原来怎么搞的，怎么常年报销野外补贴，连春节放假都领取呀？”
靖远听了一愣，忙问胡德全：“您听谁说的呀？这不是瞪眼睛说瞎话吗？”
胡德全随口说：“高局长在班子会上说的，我听了也很气愤，你们这不是集体贪污吗？”
靖远听了感觉非常委屈，他对胡德全说：“我家是缺钱，但也不至于春节也核销野外津贴呀。那不是犯傻吗？”
胡德全也说：“我感觉这事有些经不起推敲，但你们自己注意些吧，免得节外生枝。”
靖远回家吃过午饭，越想感觉越生气，下午一上班，他就找郎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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