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竞争同样对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生产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法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进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境外销售公司（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上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发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进行详细分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公司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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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6）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2004年3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 Stephens）的一个公司税务合伙人进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有颠覆性的态度。该公司税务部门的公司文化于2003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公司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进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公司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公司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采取行动，从这种策略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超过任何可能的法院罚金。“我们的一般交易，每桩可以收到30万美元，而最多只会有3？1万美元的损失。”另一份内部文件包括一个警示，说公司如果遵守美国国税局（IRS）关于合法减税的法定要求，毕马威将“不可能在有利税率产品市场中竞争。”这些对合法避税行业文化的披露促使参议院对此进行报告，其中称一个毕马威的高级官员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违反联邦合法减税法。”
在支持这些企业文化方面，记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们写的文章对合法避税不加批判，不考虑它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附和奥威尔关于税收行业执业者的说法，奥威尔将合法避税描述为“有利税率产品”、“减轻税收负担”、“前摄的财产保护”和“税收效率”。在泽西这个离岸区的工作让我明白在逃漏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岸金融行业通常都达到了一种协调状态，那就是对其他的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比如军火交易熟视无睹，“佣金”被汇入离岸公司的账户以寻求对规模大的合同的保护，而内部交易操作则通过离岸公司的处理掩盖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复杂的法律架构和不同离岸管辖区间错综复杂的交易都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误导调查组的信息，而名义董事和不合作的当地监管机构则与调查者周旋，阻挠调查工作。正如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British Serious Fraud Office）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言：“避税港就跟登记中心一样，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决定都是在伦敦做出的，但却在避税港登记。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对合法调查的阻拦。”
◇欢◇迎◇访◇问◇。◇
第26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7）
一种“别告诉我，这样我就不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银行和金融服务产业。很多公司的董事会宣称它们不知道旨在维护它们利益的税收计划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当它们精心构建的离岸机构被披露具有欺骗性质时，它们仍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的例子中，该公司利用设在开曼岛的几百个有特殊用途的机构来隐瞒它一直在亏损的资产负债表，首席执行官肯·莱和他的前任杰弗里·斯基林辩称他们对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创设的资金结构一无所知。他们还引证说，那些资金结构都已经获得了律师、银行家和会计师的批准，他们以此来解释自己所持的立场，为自己洗脱罪责。
他们的辩解纯粹是胡说八道。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税务负责人向我证实说，董事会给他们税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避税的功能。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一些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会上，律师和会计师们都殷切地推举安然公司为21世纪的模范公司，首先是因为它有创新的资产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显然意味着可以在很多国家进行详细而积极的合法避税。已公布的安然账户显示在1996～1999年间其净收入为23亿美元，而为了逃避纳税，公司宣布亏损30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公司没有缴纳任何税。其2000年的财务决算报告需纳税收入为31亿美元，但同样是为了税收目的，它宣称亏损为46亿美元。就是这样的创新和公司职能让律师和会计师将之推荐给世界各地企业的董事会，这已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安然的例子充分表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金融服务的产业文化已经对规章制度、税收体制和民主进程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2003年11月，参议员乔·利伯曼向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递呈词，将这些堕落的价值观归纳为“大批律师和金融会计师缺乏职业道德，一切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客户避税，这样能给他们自己带来丰厚的报酬。”
事实上腐败还涉及更高层次，我们却为何单挑金融和公司团体的刺呢？我们该如何解释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的价值标准呢，他们一方面对他们的国民强制征税，另一方面却建立周详的离岸机构为自己避税？就拿前加拿大财政部长兼总理保罗·马丁来说吧，为了合法避税，他的海运船队注册登记在加勒比海和欧洲的不同避税港。还有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据说他通过设在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的离岸公司来控制他的电视网络电视五台。前泰国首相他信· 西那瓦又怎么样呢？他在2006年1月将他的通信集团西那瓦公司的控制权以19亿美元的免税价格出售，这使得数十万泰国居民上街抗议他所领导的政府腐败。英国的一本私人侦探杂志《天眼》中有一篇题为“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据其报道，西那瓦公司是通过一家英国维京岛公司，合适地说，名称为富财投资公司贱价出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缴税。英国的工党又是怎样的呢？它从1997年执政以来，多次接受来自持有离岸区账户的知名赞助者的捐款，这些腐败的风气已经成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