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留给蒋介石的选择余地极为有限：要么承认华北沦陷，要么反击。可一旦开战，战争就必将从地区冲突扩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冲突。★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问题在于，蒋介石没有太多的时间。当时中国的条件并非如蒋介石所愿，具备足够的时间去建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各地军阀首领的分立倾向，并加强全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到1937年，日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规模之大让中国的备战相形见绌，不值一提。在1936年2月的日本政变阴谋中，财政大臣高桥是清被刺杀，后果之一就是日本政府的军事开支大幅上扬。日本政府和民众都不断被类似“教训一下中国”这样的诉求所驱动，对逐渐统一的中国及其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怀着戒备之心。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刚愎自用的个人领袖担任着对外政策的核心角色，但日本却没有异常突出的最高领袖或元首。相反，日本陷入了一种致命的境地：大部分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众都感染了“战争狂热症”。
此时军事开支占了日本年度预算将近一半。此外，虽然处于大萧条的环境之中，但为备战而大量制造军需品，日本重工业因而受到很大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得以复苏。在日本国内，媒体大肆宣扬日本正被敌对势力包围，以阻挡其崛起。1934年，东京政府废除了1930年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旨在限制日本海军的规模。此时除了本国军事预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扩张其海军实力了。
1937年6月，在连续6年对华态度摇摆不定之后，一位新人登上了首相之位，他就是近卫文麿公爵，他将决定如何应对卢沟桥事件。近卫文麿出身于贵族家庭，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令其深信，亚洲国家绝不可能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公正对待。近卫文麿与天皇关系亲近，说话行事完全是一副贵族做派，甚至平时说话都用皇族语言。这种语言极为做作，只有皇族和个别心腹侍臣才会使用。他还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年轻时曾经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19世纪英国著名的文豪，以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于世。——译者注）的著作。工作方面，近卫文麿很少在上午11点之前召开会议，这点与蒋介石非常不同，后者所受的军事训练和他天生的苦行僧气质令他习惯于每天早上5点起床。但近卫文麿也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不敢直面反对者。近卫文麿的秘书曾回忆称他是那种“哈姆雷特型”和“孤独型”的人。政治世家出身的贵族元老西园寺公望曾公开说近卫文麿缺乏在处理军队事务时所需要的“强势”。
被指定为首相仅一个月后，近卫文麿首次面对“中国问题”的考验。他发现他的内阁在卢沟桥事件应对态度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总参谋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务处长官田中健次主张升级战争，称现在是时候给中国以沉重一击并摧毁蒋介石政权了；作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则要谨慎得多。这一态度颇具讽刺意味，因为石原莞尔是1931年侵略东北的背后黑手，但现在他却辩称日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他认为，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苏联有可能伺机对日本下手。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日方的分歧，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也认为，中国最终应该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只是在时机的选择上产生了异议。7月9日，陆军大臣杉山元请求在华北增加5个师以供调遣，但当时这一要求被驳回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
让我们回到卢沟桥事件。此时，当地的中国军事指挥官已经开始和日本进行停火协议讨论了。上海的报刊还在试图确定谁应该为此次事件负责。7月10日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又称《字林报》，曾经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译者注）称：“何人最先开火至今尚不清楚，但不少人认为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守卫铁路桥头堡的中国士兵看到一支武装军队沿着路堤在黑暗中行进，就呵斥他们，但对方没有回应。于是中国士兵认为对方是准备攻击的便衣日军，遂开火射击。”如今，北平附近的这座桥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中日双方的领导人都通过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件事。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道：“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唯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他接着又写道：“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7月10日，一名美国外交官会见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问他卢沟桥的冲突是否意味着战争将临。何应钦回答说，这要看日本，如果他们继续“强盗行径”，战争将不可避免。外交官又问何应钦如何回应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将战争推迟几年，以加强战备工作，即使做出让步也无妨。何应钦态度鲜明地表示，很难确定中国什么时候真正做好开战准备，但如果遭到攻击，中国肯定会反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不仅仅是美国人劝解蒋介石要谨慎行事，后者的许多同僚也同样如此告诫。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里，汪精卫费心费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想办法避免与日本开战。此时，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将冲突升级。另一个主张忍耐的声音来自周佛海。1937年，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爬到这个位置。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很快就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即便如此，他还是跟很多杰出的中共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中共创建人之一陈独秀于1937年8月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时，周佛海是最早前去探访的人之一。然而，在“黄金十年”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更多地和汪精卫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这两个人的结盟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7月7日战斗打响之后的几天里，周佛海正在赶往庐山与蒋介石会面的路上。到达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即便感受到了庐山的紧张气氛，他仍然奢望事情可以尽快和平解决，他甚至在欢洽的气氛中参加了由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举办的宴会；虽然在7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抵抗的问题，但会议似乎没有表现出开战的意愿，“发言者七人，均无多精彩”。他记录称，他第二天就听闻日本的驻华大使川越茂已经在跟中国外交部交涉，试图缓和局势，将冲突界定为地区性事件。他写道：“以情形测之，或不致扩大欤。”
周佛海也借此机会在庐山问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和林伯渠，他第一次认识他们还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的翻云覆雨把周佛海变成了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忠实盟友，虽然现在周佛海和“老朋友”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但即便是曾经有过的友谊也无法消除他们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周佛海希望战争晚一点爆发，哪怕只晚一小段时间也好。
但蒋介石却在他7月19日的日记中表示他不会让步：
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唯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
随着七七事变的升级，卢沟桥的交火开始变得类似于1914年6月的弗朗兹·斐迪南王储被刺杀事件。这件成为“一战”导火索的特殊事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即使它不升级，欧洲的军力失衡和更广泛的紧张局势也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催化出一场战争。同样，即便北平附近的这场战役被当作地方性事件和平解决，中国和日本也将在某一天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从1937年7月7日起，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城镇乡村，中国的地方铁腕人物和好战的日本少壮派军阀们的摩擦将不再左右时局，而是由两个国家的首都——南京和东京，来做出将其国家置于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
7月10日下午，远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并短暂代理过国务总理。——译者注）正在他位于双橡园的家中为斯坦利·K。霍恩贝克举办午宴，后者是美国国务院东亚问题的顶级专家，也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心腹顾问。出席宴会的还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他也是蒋介石的连襟。霍恩贝克做了一番恭维示好的致辞，其中暗藏锋芒。他肯定了中国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现代化建设，也观察到在“财政、修路和铁路建设上”的进步意味着“在总体上，中国的事务似乎都朝着一个极为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大感疑惑，“继续沿着集中精力建设中国的道路前进，而不是与外国政府开始发生争执”不是更好吗？他认为，如果中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加强国家建设，那么其他势力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中国。就在几天之前，孔祥熙还一直在游说一群来自纽约的投资者，称国民党统治下的新中国是一片投资的乐土：“中国不再是军阀割据时期那个分裂无序的中国了。”但现在，孔祥熙换了一套说辞。霍恩贝克在报告中说道：“中国正准备跟日本打一场它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其原因在于跟中国相比，日本越来越强大。”王正廷和孔祥熙两个人都做出了具有预见性的宣言：“若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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