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所说的“政治过程固有的近视①。”
这种近视的一个戏剧性例子就是美国和西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规模再分配的社会福利项目普遍增长，这些项目受到自动生活费用调整的大力保护和推动。这些项目的立法得到了西方民主政体中立法者和行政人员普遍倾向的激励，他们高估了这些项目的短期效益（也许尤其是政治效益）而低估了其长期效益。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旨在帮助老人和穷人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Medicare ａｎｄ Medicaid）的失败也反映了这种近视，它导致了卫生保健成本的激增和卫生部门耗费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大幅度增加——从1960年的5。3％到1983年的10。8％，再到1990年的12。2％②。这种情况也同样反映在实行扩展的福利项目的失败上，如资助未成年子女家庭项目，尽管原本打算为贫困家庭提供帮助，其结果却可能是严重弱化了家庭结构③。
5．责任与利益的分离
最后，政府项目的收益者和支付成本者之间的分离常常导致非市场需求的误差④。经典的“搭便车”问题就是一种特殊的分离案例：无论任何特定的成员是否付出，利益均摊，或给予特殊群体。在收益和成本由不同的群体承担的地方，预期的受惠者建立政治组织和进行院外游说的动机将可能产生政治上也许切实有效但经济上却肯定低效的需求。在美国和西欧经济体制中，其他的例子诸如有农业价格扶持和补贴、对特殊利益群体和部门提供其他形式的保护、关税、自愿的或强制的进口配额、向外国提供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以刺激债权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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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三章 非市场失灵：供求条件（5）
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这种分离既能够为政府干预的缺乏作辩解，也能够为政府干预的出现作辩解。例如，在美国的枪械管制的案例中，预期的受益者（即大部分公众）数量众多且分散，而将承受管制成本的那些人却被聚集在一起且被适当地组织起来了，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就是突出的例子。分散的多数人的动机也许太弱，以至于无法战胜集中起来的少数人的抵抗，尽管枪械管制的总社会收益也许超过持枪者所承担的成本，但政府的管制并没有得以实施。政治过程也许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公共受益者能够为枪支爱好者提供补偿，促使他们放弃枪械或者接受严格的枪支执照管制。
应该分清这种分离现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分离的第一种类型可以被称做“微观分离”（microdecoupling）。在现有的或未来的政府项目的收益被集中于一个特殊团体，而成本则被广泛地分摊到诸如纳税人或消费者这样的公众身上时，“微观分离”就会产生。与不得不（或开始）反对一个特殊项目的受害者相比，受益者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动机（也许政治上作更积极的努力）来发起、维持或扩展它。其结果可能是政府项目或调控或是低效率（总成本超过收益），或是不公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这样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的美国农业价格扶持、欧洲共同市场的共同农业政策（mon Agricultural policy）和过去30年间社会保障收益的那些增长。（这已经使退休人员的收入比大多数受雇的纳税劳工得以更充分地抵御通货膨胀。）
分离的第二种类型是“宏观分离”（macrodecoupling），它在西方民主政体中是一个基本的、内在的对政府项目的需求问题。宏观分离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如说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它也始终（而不是有时）是低效率的一个根源。宏观分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治权力取决于投票的多数人，而少数人则提供了大多数的计税基数（the tax base）。其结果就是扩展再分配项目的机会和动机，因为“需求”取决于多数人，而税收收入的供给来自于少数人。尽管微观分离意味着组织精良的少数人能够剥削多数人，而宏观分离则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剥削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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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三章 非市场失灵：供求条件（6）
如果低收入的多数人再分配税前收入的诱惑削弱了高收入的少数人进行投资和创新的动机，在没有多数人约束的情况下，宏观分离的结果可能是对投资、创新和发展主流的侵蚀；同样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除非高收入的少数人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分配差距得以抑制，否则社会的不和谐、不满和敌对将会出现！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西欧），授权（entitlement）和其他社会项目的巨大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分离的反映：学生贷款和奖学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的住房项目、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供给贫困者的食品券（food stamps）和法律援助、残疾人保障、综合就业和培训项目、城市交通等。这种扩张的结果异乎寻常。1980年，3600万美国人每月都收到社会保险支票；医疗补助的受益者是2200万人，医疗保险的受益者是2800万人；食品券的受益者是1800万人；退伍军人项目的受益者是1500万人；资助未成年子女家庭项目（AFDC）的受益者是1100万人①。到1992年，这些数字仍然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险4400万人，医疗补助3600万人，医疗保险3000万人，食品券2600万，AFDC项目1400万人②。费尔德斯坦估计，也许50％的美国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或部分依赖于联邦资助③！
两种形式的分离也许都促成了对政府活动（项目、管理、再分配）的“过度”需求，这里，“过度”的意思，既是指它们需要超过收益的更多的社会成本，也是指它们削弱了经济中生产率和增长的动机而难以为继。
上面所讨论的许多条件可能造成非市场需求的误差，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市场需求的所有增长都代表误差。例如，非市场需求可能被期待着随实际收入而上升。就非市场物品是“高级”（superior）物品（即具有高的需求收入弹性的物品，如停车场、博物馆、公共娱乐设施）而言，对它们的需求将比收入增长的比率上升更快。就扩张的教育以及实际收入形成了对穷人更多的同情而言，可以预料，政府转移（支付）项目也许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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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三章 非市场失灵：供求条件（7）
然而，西方民主政体中的需求条件常常会对有政治影响的政府行动或不作为的需求造成深度误差。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有：（1）选举大战之间相对短暂的间歇形成的无情压力，常常导致所选官员的高额贴现；（2）政府项目的受益者和支出者之间的分离，常常导致更强烈的扩张（而不是收缩）政府项目的动机。结果，尽管政府项目从微观经济学意义上讲是低效率的（如关税、农业价格扶持）；而且，就将特殊收益和特权赋予有政治影响的团体，而让更少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承受更高的成本这一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项目却依然能够得以开张或扩张。由于损害了经济长期增长所赖以存在的动力，其他项目可能会扩张到动态低效率的程度（例如授权项目）。
对非市场行动的认知和需求
前面所描述的需求特征涉及公众对市场结果的不充分和缺陷的认知。对市场失灵（包括分配失灵）的这些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对应（correspondence）也许密切，也许不密切。正如英国哲学家科丁顿（Coddington）注意到的那样，认知并不代表知识乃至“知识的缺乏”，而是“知识的替代物”。与现实、乃至有关复杂现实结构的真正不确定性相比，这种替代物更类似于推测、希望或恐惧①。不同的影响都能够对认知的误差发挥作用并加大其与“事实”之间的疏远。例如，新媒体、政治活动者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动机常常导致它们夸大实际市场失灵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例（如相互勾结、限制进入、腐败、污染、垄断利润等等），并且强调市场结果［结果本身，以及作为目前或潜在（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的经常性不公平，出现部分区别仅仅是因为问题、缺陷和失误本身就比令人满意的、甚至成功的表现更具戏剧性、更引人注目。与平铺直叙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相比，通过把它戏剧化，副题（bylines）反而经常性地引人注意。一个对误差起作用的次级因素（second element）也许就会激发时事评论员热情地选择偏见。与其他职业群体或全体公众相比，其绝大多数成员对盛行的实践和政策即使没有敌意，也往往是持批判态度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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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三章 非市场失灵：供求条件（8）
另一个造成误差的影响来自政府干预可能增进其特殊利益的压力团体③。结果，这样的团体常常进行有效的政治努力，既强调和夸大市场的缺陷，又强调和夸大从政府行动中获取的社会效益。这样的例子有：支持增加政府教育基金的教师联合会的政治压力、卡车工业和卡车司机联合会支持各种限制水陆运输竞争的限令、航空工业（至少竞争力较弱的公司）尤其反对对航路和费用解除管制等①。
一种造成更深误差的影响来自于政府（尤其、但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往往由于乐观地相信它（官僚机构或立法机构）拥有诊治市场缺陷的方法而对市场缺陷过敏。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Occupational Safety ａｎｄ Health Administration）往往寻求甚至夸大工作场所出现的潜在危险，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ood ａｎｄ Drug Administration）则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