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价值。但消费者关心的不是这家企业的使命和愿景，也不是这家企业本身有多强大，消费者需要的只是高性价比、高品质的商品。张黎教授说：“广告当然是讲产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才有效果，但央企或者说和政策关联度比较高的企业做广告，就会把重点放在企业甚至企业领导人身上，因为需要上级领导看到。在标准的商业教科书里，这种广告绝对会被拿来做反面典型，批评企业没有以客户为导向、没有说出产品本身的卖点。但了解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企业的核心诉求以后，你就会理解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改革进程，怎么可能把企业经营好？”
1989年，张黎教授从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工程专业毕业，回到故乡安徽，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开始了离开校园、走上社会的第一课。这段在国企工作三年的经历被张黎教授视作人生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天天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工作，这些受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工友却有其最接近人本性的智慧，而基层国有企业则集中体现了这种体制下运营管理的种种弊端。张黎教授说，每每听到周其仁教授讲到国企、讲到改革，自己就会回忆起20多年前的那家纺织厂。直到现在，只要进到一家企业的厂房、办公室，基本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到了一家国企。张黎教授说：“我始终强调做企业的人要真正沉下去。到了工厂里，只要下到车间，你就会看到各种背景的人，形形色色，每个人为了在这样一个小环境里创造更适宜的生存环境，会使出各种招数，甚至为了多算一天的工资，敢把手指伸到机器里自残作为要挟。这些东西是在象牙塔里想都想不到的。”
20世纪80年代末的基层国企，一个分配来的大学生一个月工资不到100元，如果是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还要从牙缝里挤出来一部分贴补远在故乡的家人。但苦中作乐的日子也得过：没有浴室，大冬天和工友们一起洗冷水澡；几个人焖锅米饭，凑钱买二两肉一把青菜下锅炒熟，还要再买些7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70后之前的人对这种散装的油盐酱醋和白酒都有印象，曾经有段时间用工业酒精勾兑白酒致人死亡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但那个时候，喝着这种能喝死人的酒，喝了也就喝了；住在棚户区的工人太多，纺织厂旁边甚至有了一个叫“800户”的地名。下到皖北农村调查，朴实的乡亲会把家里最好的吃食留给客人，杀只鸡、炒几个鸡蛋，家里的小孩就会全部围到饭桌边，眼巴巴地看着桌上的菜。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基层。
第九章 不一样的商业世界（4）
上海纺织业代表人物朱匡宇曾经回忆上海纺织业在20世纪90年代改制的历史，从其间的艰辛与波折可以想见纺织业的积弊之深。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张黎教授所在的这家纺织厂原先做棉纺，后来又计划做毛纺。所谓棉纺就是以棉花为原料的，毛纺的主料则是羊毛，羊毛运到厂里时都很脏，要洗净、打扯、碳化除草、梳理、制毛条，一直到最后加捻成棉线一样的羊毛线，再成纱、织成布，每一道工序都会分别在各个车间完成。
既然做毛纺，当时就必须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这对于一家基层棉纺厂来说绝对是大事。引进设备，当然是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部配套才能保证工序与工序之间顺利衔接和匹配，最后成品的毛料符合起码的质量标准。但是，工厂领导为了能多去几个国家，干脆意大利、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全部跑了一圈，从每个国家分别采购了某道工序的相关设备，工厂还从瑞典进口了一台检测仪用来检验纱线均匀度，因为只有纱线均匀，织出的布才能均匀平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设备到了工厂，就必须在一条生产线上合作，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因为各国设备和相关工艺并不匹配，最后出品的纱线不用上瑞典的检测仪，用肉眼就能看出来不均，布匹质量可想而知，几百万美元采购的设备，出品连合格都达不到。织出来的布卖不出去怎么办？厂里就给每个工人分配几匹布，让工人自己到街上摆摊，卖掉卖不掉都算厂里发的年终奖励。轰轰烈烈的采购如此收场，但因为这是国企，也不需要有人为此埋单。n米n花n书n库n ；www。7mihua。com
张黎教授说：“要说做营销买东西，20多年前在街上卖布是我最早的商业体验。在这家工厂的经历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鲜活的案例，但是，也正是在这期间，来自英国的设备生产方派了两名技术人员来中国帮助安装设备。这两位工人工作时的心无旁骛、专业认真、对结果负责的态度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一个侧面，也意识到继续在这家工厂和这种环境中待着，这种路子走下去自然是不会有生路的。作为一个个体，只有努力改变。”
8年之后，张黎教授从美国回到家乡，棉纺厂已经破产。上千人的一座工厂、数千万的资产设备，就这样消失了。他说：“为什么这段日子对我的意义最大？其实回想起来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有多苦，大学毕业，每个年轻人都是装了一肚子改变世界、成就事业的想法，心高气傲到了工厂。很快，你就会发现社会和时代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任何人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一己之力无法推动哪怕是一个齿轮，当然也无法阻挡齿轮的转动。在某个具体的时点，一切都是混沌的，但放在时代大背景下，一条迂回渐进的路线就很清晰。最优路线并不难找；关键是什么样的路线才真正可行？中国数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导致人们的思维更倾向于个体，因为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从决定种什么到最后卖出去换成钱回来，完全是农民自己说了算。中国历史没有大工业化形成的那个阶段，因此也就没有建立起对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纪律、契约、责任的尊重与遵守。即使到现在一半人口已经进了城，我们也依旧是一个农业化国家，城镇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重点，也被很多企业家视作巨大的机遇。但是这样庞大的农业人口一旦面临严格流程化的工业化大生产，他们能否适应、是否可以快速转变自己的角色、接受严格纪律的约束？”
第九章 不一样的商业世界（5）
张黎教授认为，迅速工业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不仅仅是在劳动者素质上，更是对社会形态的冲击。改革开放初期，从中西部偏远地区到沿海地区工厂打工，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变和相对较高的工资都令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有极大的财务满足感，但在独生子女政策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双重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身份、被认同感和心理满足有了更高的要求。2010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商业并不仅仅是商业，还有政治、社会、人文等方面。驾驶好企业这列飞奔的列车，车况、技术都很重要，沿途哪里有山、哪里跨河，是绕山而行，还是架桥涉水，是每个企业家都必须考虑的。
国家高度
回忆铁本案例时，卢锋教授唏嘘不已。2013年年末，吴敬琏教授在参加财新传媒年会时，同样提及“铁本戴先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0年前的宏观调控已是往事，付出的代价却是数十亿的贷款和一个企业家“世界第一”的钢铁梦。有“企业教父”之称的柳传志曾经说过，做企业不仅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姚洋教授在描述商学院应该达到的目标时也认为，更高的站位、更宏观的眼光能帮助企业家们判断世界趋势、国家经济大势和政策走向，即身边的经营环境，企业就会明白自身该如何定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各个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者无疑是“抬头看路”的指引路标。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2008年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从研究经济出发到法制建设、人口与养老、环境保护、能源战略、医疗与公共卫生等，覆盖关乎社会福祉的方方面面，从书斋里纯学术到深刻关注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点滴，赋予国家发展研究院独一无二的智库地位。“为什么开车的时候坐在前座的人不晕，坐在后座的容易晕？因为前座的人看得到前方的路，什么时候拐弯、什么时候减速、什么时候超车，心里有数，就会提前做预案。”张黎教授用一个比喻形象地描述了时代与人的关系。在转型期的社会，很多因素还没有完全清晰、顶层设计尚未到位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是前进的方式。
“授人以渔”向来是教育的最高境界。面对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些世界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得其思考的精髓远比一个结论的价值大得多。林毅夫教授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成果和形成的观点，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公司其实未必直接用得上。周其仁教授关于城镇化的见解与一些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也几乎没有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的讲座总是场场爆满、一座难求？这些大家透过现象思考问题的逻辑是最精彩的地方。医改已经酝酿多年，但因其牵扯面巨大、利益巨大而迟迟未有进展。优秀学者的智慧就在于能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前提下，厘清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的利害关系，有妥协、有让步，最终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现阶段可行性最高的方案。张黎教授直言自己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但也会被林毅夫教授论证的逻辑迷住：“因为他们不是教书匠，是思想家，MBA的学生们最该学的是这些学者的思想，这种思想会让学生们受益终身，对一个人形成自己的管理理念影响巨大。”
第九章 不一样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