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最多只能署名三篇，其他得用笔名。他还抱着氧气袋在西藏采访42项援藏工程，被报社领导认为有“作秀”之嫌，中途招回。
“一个不肯安静的灵魂，一支不肯停顿的笔，然后，才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这是张建星对“记者”天性的领悟。1994年的一天晚上，《新闻联播》播发了他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消息，张建星兴奋得跳起来，一把抱住了他白发苍苍而久病缠身的母亲。
“那是我刚当记者的一个寒冷的初冬，赶发完新闻稿，已是深夜两点。骑车回家，将至最后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我恍惚看到路灯下有一个人影。是母亲！没有想到母亲深夜等我。我知道母亲的惦记，她不知道报社的电话，也不会打电话。她只有站在被寒风灌满的街口，耐着寒冷，也耐着焦灼等着她的儿子平安回家（张建星《写给母亲》）。”这是1983年寒冷的初冬，张建星的传媒事业才刚刚起步，这一幕在他眼前浮现时，或许亦是他投身这个事业永远的原动力。
他说：我选择这个事业，正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业永远不会是平淡的，每个时代都有石破天惊的故事，一个记者怎么可能进入禅般的平淡和从容呢？我们必须追随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说来惭愧，我对文字最初的热爱是极功利的。”张建星所说的“功利”其实指的是：出生穷困家境的他，13岁便发现写字可以赚钱，“写一部书可以给50元钱。50元钱啊！妈妈该会多高兴！”于是，他用捡来的传单开始写长篇小说《风浪里的人们》。后来，他写的小诗被学校刊物发表，“我那几乎没有文化的父亲，背着我拿到他工作的小学，向那些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因‘文革’影响被迫成为）看门人的小学教师们展示。”张建星说他迷上新闻业，某种程度上是感到“一种难以拒绝的黑色诱惑”——那些生活中的不平！那些人群中的污浊！
张建星以写社会问题和揭露性报道起家，一部纪实文学《魔鬼市场》则显示其新闻洞察力更令其作品进入新闻教程，在《天津日报》开设的《今早相会》社会随笔专栏令其树立了一个敢写敢言的“名记者”形象。
作家蒋子龙有此评价：“张建星其实是在呼唤社会构建新的人格。他的这份真挚却建设在对社会生活充满现代主义的调侃上。这种披坚执锐的侃劲，是风格，也是他受欢迎的原因。现代世界似乎格外适应这种风格。张建星也似乎天生要和这个时代相会……”
“我们生逢一个幸运的时代。”张建星总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强调此点。在与这个幸运时代的交锋中，他与现实交锋，与新闻业交锋，早已锋芒毕露。
张建星：自己与自己交锋的人（3）
第二次交锋：商人的交锋、与媒体的交锋，绝处逢生
张建星正要从1层上他位于16层的办公室，电梯内的电梯小姐连忙向他问好，大楼六部电梯都设有专职电梯员，这是天津日报的独特一景。张建星倒是眼光敏锐，有次，他发现有个开电梯的女孩手里捧着一本《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样的景象令他触动，更写进了他为2001年8月8日创刊《假日100天》而写的创刊辞中。
1601室，门外，竟然没有任何标识显示这是集团社长兼总编辑的房间。惟一能联想的只是，此层位于整栋大楼的中间位置显示着这间办公室的核心地位。一入办公室就能看到金庸为张建星的题词字幅：“天上有颗天津星，天津有颗报业星”。
张建星经常会客的地方如今并不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而是转到他在大厦前厅隔层开设的咖啡厅中。在这个他为集团营造的私家咖啡厅上能俯瞰楼下的车水马龙、遥望天津电视塔，感觉斐然。张建星指着那条迎面而来的围堤道笑着说：“有风水大师跑过来看了指出这大楼的位置不好，迎面而来的路和车相冲，而且钱财都流到两边去了。”
张建星是山西忻州人。他直言有晋商底蕴，他崇尚“掌柜负责制”，高考数学仅得5分，非财务专业出身的他，竟然在分派集团核心人员的工作时，自己选择亲自管理财务；他崇尚“人身顶股制”，晋商那种通过人身股，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被他应用于集团的“年终分红”上，集团刚刚赚钱那年，他立马就论功行赏，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给分了。而后的几年换来了更大的活力和利润，仅广告额就增长了七倍。
“今晚报大楼辉煌，总编却一脸疲惫。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有另外一栋大楼，其中有个传媒人叫张建星，布了三路人马，围追堵截。”这是一篇流传极广的正面报道今晚报的一个报道的开篇。对此，张建星不置可否，一直认为双方是关系很好的兄弟单位，今晚报的同仁都是张建星的老师。但据天津日报的多数人讲，张建星上任担纲天津日报社时，今晚报在天津已经把日报压得要借贷发工资。
张建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社发行”，利用整个报社的资源迅速扩大天津日报的发行。比如在建设终端网点时，他的账便算得精明过人：天津市为改善人民生活要建500多个报亭，这需要1000多万元，张建星把这个项目拿到手上。他先把点位弄好，然后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广告，接着进行经营权拍卖，3万元入门费。于是天津日报凭空以1500万建报亭，以终端与生活站的概念，再进行第二次融资，引来天津药业、天士力集团、上海复兴等大的上市公司投资，建成全国最大的媒体物流发行公司。
除了经营上的晋商血脉，张建星的新闻专业水准为他的传媒王国奠定了更为重要的基石。思年间，他创办了“异军突起”的《每日新报》、“感觉很酷”的《假日100天》和“快而且城市化”的《城市快报》，终于以合围之势形成对竞争对手的挤压。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在张建星时代出现了中兴之势。2003年，集团广告收入比1999年增长了七倍。
“对本土信息的绝对控制，对非本土信息的本地化解读。首先要做好报纸，这个基本理念不会改变。”2002首届上海传媒高峰论坛上，张建星对来自全国的报社集团老总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的，全国大城市中也许只有在天津，唯独由一家媒体实现了“绝对控制”。
他以最传统的晋商方式，在天津卫的报业交锋中展露身手，绝处逢生，绝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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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星：自己与自己交锋的人（4）
第三次交锋：官与商抉择上的交锋、拓展品牌的交锋、与自己的交锋
“孤独就使你害怕，害怕就使你动摇，动摇就欺骗同伙，欺骗就使你出卖同伙。”这句来自“文革”期间放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的台词当年令少年的张建星在他看到“第一部有接吻，暴露镜头，又有暴力的电影”之外，更得到了一句影响人生的格言。
出离孤独、害怕、动摇、欺骗和出卖，这是属于“张建星”的十年：1994年，他获得“范长江新闻奖”——2004年，他出版个人专著《新闻的创意时代》赢取一片赞赏；十年间，他打造了天津卫最庞大最牢固的媒体王国；十年间，他对传媒产业的操作屡见精辟见解：“好报纸的最佳境界是一气呵成”、“建立工作室制”……十年的交锋，张建星如今试图在塑造一个叫“张建星”的品牌，他不认可所谓报社总编要低调要靠边站的传统形象，他出版《新闻的创意时代》用意是：“记录中国媒体产业化发展质变的过程，内容与经营并重。十年媒体的变化，同时也是历史。让人感觉到这是中国媒体走向清醒，走向对手！走向竞争！”
在张建星的指示下，天津日报大厦广场在2003年1月树立天津著名报人孙犁的塑像，工作人员说，张总喜欢在这个塑像前与客人合照留念，这也许正是他传承孙犁大师为人、为文的用意。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塑像并非正正地处于大楼正中央，天津这艘传媒巨舰也许更要提醒自己要超越前人。
有人说，他在天津已经没有对手，于是他开始自己给自己找对手。创办《城市快报》便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对于同城竞争已经意兴阑珊的张建星希望凭借这张有着都会新气息的报纸迅速占领天津那些城市白领读者市场，未雨绸缪地阻挡外来报刊的入侵。
跳出天津，接着便是北京。悬挂在张建星办公室醒目位置的惹琼巴活佛题字中，“利乐津京”似乎是张颇为看重的一句。他透露，他早已垂涎北京的传媒市场，很快就会进军北京报业。
如今他既是掌柜又是东家，“我算帐最清，算的是大帐。在经营中我最大的特点是只算乘除，不算加减。”他不断在购入新媒体，壮大整个党报集团。他精明无比地投资保险，登门卖报的同时可以卖保险；他联同天津地产龙头顺驰发展大型地产项目，走上更为宏伟快速的资本运作道路；他计划将报社核心资产整合包装上市。他说：“事不是做不了。就怕不想。”还有更妙的一句是：“我就善于制造游戏规则。我不怕危险。亏了不危险，赚了也不危险。”
他是集团内找不到第二人的张建星；他仿佛拥有《公民凯恩》里面那个传媒大亨的特质，轮廓分明的公众角色和私下里一个爱喝酒的汉子；他一直喜欢足球，是个老球迷。去年他已经迅速喜欢以全新经营姿态打造的切尔西，他骨子里有着挑战者的因子。
企业家、新闻人、政府官员，如今的张建星是三种角色的混和体。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曾对张建星说：“干事情一定要想明白，看到底。”但46岁的张建星仍然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想上一想。资本运作的刺激他喜欢，抚摸报纸仍然有着生理的冲动，酒吧的气氛和文字的乐感依然使他迷恋。
这个双面张建星，如今正自己与自己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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