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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此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天津的军民曾经和八国联军激战月余，沦陷后，天津的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邵宝元的父亲看看在天津实在难谋一个像样的职业，也就同意了邵宝元的要求，请邵宝元在北京做事的哥哥帮他找一个能学点本事，能混碗饭的地方。
在进京的路上，邵宝元沿途所见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的城镇和乡村，是挈妇将雏、背井离乡的难民，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这一切都在他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4）
到北京后，邵宝元的哥哥为弟弟的事情真没有少费力气，可当时北京比天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店铺还是作坊，没有关门或是迁走就算不错，谁还有扩大经营的打算？市面如深秋的荒原，一片凋敝萧索。不过在这一片萧条中，只有一块地方犹如泛着艳红的痈疽，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这就是东单一带为外国人和外国军队服务的店铺。邵宝元的哥哥和那里的一些外国老板有交往，因此，他决定让弟弟到那里去闯闯。舍此，别的办法也实在没有了。
于是，邵玉元就和哥哥来到了苏州胡同一带。也巧，就在离那家酒馆门前不远的地方，邵宝元的哥哥遇到了一位熟人，不能不应酬几句。邵宝元听见酒馆里传出争吵的声音，又见围着很多人，为好奇心驱使，就凑过来看热闹。这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争吵。他再一听争吵的内容，不由得乐了，于是就充起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邵宝元半路杀出，一下子就拨散了漫天阴云。原来，洋老板怀疑银元是假的，并不是想赖账不找钱。而佣人却认为洋人不识数，不知道应当找多少钱，于是就一边说，一边写下了一个“十”字。可他没有想到，洋老板不识中国人写的数字，他只认得*数字“1，2，3，4，5”和罗马数字“Ⅰ，Ⅱ，Ⅲ，Ⅳ，Ⅴ”，那位佣人写了个“十”，收钱的洋老板误认为佣人画了个十字架，是表示“我向上帝发誓，这银元是真的”。
洋老板虽然是上帝的忠实信徒，可是当别人用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金钱担保时，上帝的信用和权威也就不够了，于是他摆摆手说：“上帝太忙了，这样的事情，他是无法担保的。”
这么一来，佣人就以为洋人不肯找钱给他。以后双方虽然争得脸红脖子粗，可是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两句话，一方说：“您必须设法证明这银元是真的。”
另一方则说：“您不能不找钱。你们该赚钱赚钱，可不能讹我。”
可是一个操一口法文，一个却是满嘴“京片子”，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由于邵宝元出面，当起了“通译”，双方才弄明白，原来是闹了一场误会。邵宝元又告诉法国人，他有办法能鉴别银元的真假。他接过银元先吹了一下，放在耳边听听；然后又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用手指甲掐了掐，最后他告诉两位外国老板，这银元是真的，只不过时候长了，看上去不那么光亮。
两位洋老板赚了一笔不算太小的钱，自然高兴。经过这么一场风波，更觉得需要一个像邵宝元这样的伙计，于是当即和邵宝元的哥哥说好，把邵宝元留下。邵宝元虽然当了一回程咬金，可是真要他跟着两个“洋鬼子”当学徒，他却不大愿意。可是哥哥却说，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办法为他找个学本事、挣钱的地方了。那位头发已经花白的佣人也对他说：“孩子，你看看如今的世道，哪儿还有个安生的地方？你又会说洋话，人又机灵，就在这儿干吧。告诉你，现在洋兵在街上看着谁不顺眼，就说谁是‘拳匪’，不是砍头就是枪毙。现在只有洋行和吃洋饭的还能赚钱。中国人的买卖不是被抢光了，就是关张了，剩下的也如秋风里的枯叶，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被吹下来了。再说，进了洋人开的店铺，洋兵不会随便欺侮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可别随随便便糟蹋了，是阳关道还是鬼门关，都得闯闯看。”就这样，邵宝元留下来了。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5）
时间长了，邵宝元才弄清了这两个外国老板的底细。原来，这两位洋老板，一位叫傍扎，另一位叫佩拉蒂。他们在法国的时候，就听说过关于古老中国的种种传说和神话。而且，还见到有人因为贩卖中国古董发了大财。这越发刺激了他们，他们想冒险、想淘金、想游历、想开眼界、想实现发财梦，于是就搭了一艘法国军舰从土伦军港出发，向中国驶来。
那时，他们根本搞不清中国的情况，甚至不知道北京和天津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军舰上和水兵们聊天时才知道，到中国一定要到北京去。那里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现在，中国皇帝和他的母亲为躲避战乱，已经离开了宫殿。中国皇宫里的珍宝多得数也数不清。中国的瓷器更是精巧，只有上帝才会有那么灵巧的手，能造出那么神奇的瓷器。
两个想淘金的法国人，觉得北京遍地都是宝，处处有黄金，乞丐到了那里也会变成大富翁。就这样，傍扎和佩拉蒂到了北京。可是他们看到的北京和他们听到的太不一样了。他们大大的失望了，宫殿里的宝贝是不少，可是能抢的都抢完了。就是想贩一些中国的古董也不容易，他们不会辨别真假，接连上了几次当。而那些贩卖中国古董的，又有自己的集团和帮派，他们根本插不进去。傍扎和佩拉蒂虽然想致富，但并不想杀戮；虽然想发财，但并不想抢掠。他们认为，那不是20世纪应有的文明。他们沮丧极了，好像从万里之遥赶来赴一个丰盛的晚宴，好不容易赶到了，却发现宴会已经散了，连残羹剩饭都没有留下。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就想回国了。
有一天，他们到东单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借酒浇愁，那里有五六张八仙桌，桌子的四周摆着黑漆条凳。空气里弥漫着酒味、烟味、汗味、狐臭味和劣质香水的怪味，混杂着外国兵的谈笑声、吵闹声。老板和伙计忙着为他们端上白酒、黄酒和“摊黄菜”、“木樨肉”等一个小饭铺能做得出的美味佳肴。
正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开始人们都很惊奇，后来才知道他是想家了。他哭诉道，在法国的时候，每当他回到家中，母亲都给他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餐，而且一定有一杯红葡萄酒。现在，他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不但看不到妈妈的身影，就连喝一杯真正的法国红葡萄酒也办不到，因为这一带的酒馆都是中国人开的，只卖中国的白酒和黄酒。那个活像大孩子似的法国士兵抹抹眼泪说：“如果现在能有一杯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再有一份哪怕是煎猪排、摊鸡蛋那样简单的晚餐，我都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来交换。因为它们能使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就像回到妈妈的身边。”
话说到此，小酒馆的法国士兵也都听得黯然神伤，陷入了思乡之苦中。于是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唱，有人叫，弄得中国老板莫名其妙。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傍扎和佩拉蒂忽然看到了商机，为什么不开一家酒馆呢？这个酒馆应当专卖欧美人爱吃的食品和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那样一定可以赚到钱。
他们好像看到了滚滚而来的法郎、美元、卢布、还有银元和“大清光绪通宝”……
于是他们就在苏州胡同南边，开了这么一家只有三个门脸的小酒馆。
傍扎和佩拉蒂的小酒馆生意的确不错，几乎天天满座，虽然这里常常乌烟瘴气，甚至常有洋兵喝醉了酒撒酒疯，可是毕竟赚到了钱。邵宝元是个学徒，钱拿得不算多，可是比在中国人开的店铺里当学徒要强。再说，邵宝元的法语在这里大有提高，就连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也学到了一些。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6）
邵宝元满意了，可是两个法国老板却不满意，因为钱赚得越多，他们越觉得自己的酒馆太小，太简陋，只能供应酒和“煎鸡蛋”、“炸牛排”，更没有住宿功能。
1900年以后，外国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有的来传教、有的来做生意。此外还有一批人，因久慕中国的东方情调、秀丽山水，特意远涉重洋跑来游玩。这些人都需要有个下榻的地点。而当时北京只有客栈一类的小旅馆，条件差、规模小，外国人很不习惯。善于发现商机的傍扎和佩拉蒂看清楚了这点，就想办一个吃住功能齐全的现代饭店。
应当说，他们的想法在当时很“新潮”，甚至可称得上“与国际接轨”。19世纪初，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些大饭店，被称为“Grand Hotel”，它们建筑豪华，装饰高雅，只有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能住这种饭店。另一方面，那时在乡镇和农村还有大量的客栈，这些客栈设施简陋，有的甚至让客人挤在一起睡觉，吃的也只是家常饭。西方人称其为“Inn”。到了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了，火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了，商务活动空前发展了，旅游业开始兴起了。对于广大商人和旅游者来说，“Grand Hotel”不适用，它们太奢侈，而且门槛也太高，“Inn”又太简陋，连一些基本的设备都不具备。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既能提供舒适、周到的服务，价格又比较适中的饭店。傍扎和佩拉蒂的想法不仅适应当时这股世界潮流，而且更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很早就有了旅馆类的设施，当时叫“逆旅”。“逆”，按《说文解字》的意思是“迎也”，“逆旅”即是“迎接旅客”的意思。不过早期的“逆旅”只是农家的庄园田舍，是主人在农耕时兼营的“第二职业”，因此，只有最基本的食宿。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的发展，才有了驿馆、馆舍、驿站、旅店等。明代（公元1441年）在北京御河桥边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