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者而不是消费者的，或者说它使消费者同时就是创造者。电视的“观众”与电脑的“用户”（ｕｓｅｒ，即“使用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前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看电视，也不可能使自己在电视技术（电视的“电子学”）、电视节目制作技术等方面有些微的提高，这如同一个人乘一辈子的公共汽车或火车也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司机，但一个电脑用户在一两年时间可以成为一个“黑客”。电视的电子学被称为“消费者电子学”，而电脑的电子学则可以称为“创造者电子学”。电脑的电子学把权威从精英和专门机构移向了作为创造者的使用者，如同私人小汽车把驾驶、保养、修理汽车的技术从专职的司机移向了每个私人小汽车的拥有者。
在容不得你也不需要你多插手的电视面前你只好服服贴贴地当一个消费者，一个消费主义文化中的“良民”。每一天它以各种方式向你重复着同一种人生哲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热烈地响应广告商们的强烈要求，去购买各个厂家“荣誉出品”、“隆重推出”、“最新奉献”……的“纯正品牌”、“高尚享受”、“都市经典”……只要你按照这种“人生哲学”生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在数字时代正在来临的时代，电视恰如吉尔德所描绘的，是一个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缓慢、笨拙地挪动着四足的巨型怪兽。电视机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盒子”（ｉｄｉｏｔ ｂｏｘ），它传播着粗鄙、暴力和色情，它向人提供的是“供我们解闷到死”的娱乐。
对大多数人来说，电视除了供人解闷到死之外很难做什么。但问题在于人除了需要解闷之外还希求别的东西，除了做一个消费者之外，还希望做一个生产者、创造者。即使生产和生活上的流水线模式做人的个性丧失殆尽，但人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脱离这种流水线模式，寻找属于自己的“工作间”和“游乐园”。只要条件许可，消费主义（者）的文化必然让位于个性主义（者）的文化，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对于人的魅力将大大高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魅力。
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取代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不仅应该，而且必然。
电视发明以后，经营广播电台的公司（如 ＢＢＣ 公司）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使它们的事业蒸蒸日上，电视不仅没有削弱“广播”的力量，而且大大“扩增”了。但如果它们别想从数字技术那里得到当初电视技术给予它们的好处。对于广播来说，电脑是十足的异己力量。吉尔德指出，远程电脑不是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而是促进个人主义；不是培养被动性，而是促进主动性。取代原有的主奴结构的，是远程电脑将拥有的互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接收者都能够作为录像图像和别的信息的处理者和发送者。远程电脑将丰富和强化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因为电视在现阶段就其本质而言是集权主义媒介，电视信号是由单个的电视台发送的，自上面向下倾倒给大众，暴君们把电视推给他们的臣民。“电视的灭亡将成为自由和个性、文化和道德的主要驱动力。它的覆灭就在眼前。”
远程电脑这种作为广播媒体的异端媒体的出现，必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由大众—广播媒介支撑着的消费主义文化时代的结束。
远程电脑不是“家用电器”，不是新鲜的消费品。在电视时代，“在家”意味着在各种家用电器威胁利诱下当一个的消费者。当一个人用钱把电视机请进家中的时候，靡菲斯特就这台机器上押上了一份决不会输掉的赌注。相反，远程电脑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们的机器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具创造性，而这种富有、聪明和创造性又自然而然地汇入到网络之中，成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使用者对于他所索取的资源的“反哺”和“回报”。
这种“反哺”和“回报”意味着远程电脑使它的使用者变成生产者和消费者。
有无反馈功能这一看似细节性的技术差异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吉尔德看得相当清楚：
电脑网络是新时代的中心技术。它是劳动分工的主要驱动力——创造性的力量和特殊分工被亚当？斯密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它们是在现行的“创造性破坏”中起主要作用的尖端力量。电脑网络的内政是充满活力的而不是被动和分散的。与游戏和电子不同，它赋予人以自我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新的力量。它们把个体从企业、官僚、地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与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最好的同道合作和交流信息。电脑网络给电脑黑客们以产业时代的产业巨头们的创造性潜能和广播时代的电视大王们的交往力量。
远程电脑影响生活和文化的每一个侧面的潜力如同电视已经造成的影响，但远程电脑的影响将会根本不同。远程电脑的甚至可能逆转电视造成的影响。
电脑进入家庭目前已成为电视的热门话题。但电视行业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电视来说，电脑是来者不善的。如同伊索寓言中那个被那个可怜的阿拉伯人让进帐篷里的骆驼，电脑在进入家庭后，将一步一步地排挤电视，最后会把电视一脚踢出。对于电视来说，电脑的普及是一首哀歌而不是一首赞歌的主题。
尼葛洛庞蒂提醒专打版权官司的律师们系好他们的安全带。这一提醒可以推而广之：——电视主持人，包括电脑节目的电视主持人，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广告商，包括各种变相的广告商（如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系好你们的安带！——所有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受益者，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１４．２ 同质性与异质性的
爱默生曾讲到过一则“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人笔下的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诸神最初只创造了一个身躯极其庞大的“人”，但随后又把这个庞大的“人”分成了“众人”，以便他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就像将一只整手分成五个指头，手就更能发挥手的作用一样。
这个寓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大众”（ｍａｓｓ）与“个人”（ｐｅｒｓｏｎ），电视观众与ＰＣ用户的关系。
ＰＣ是一种分化性力量，但它不是造成整体的分裂，而是使整体具有空前的力量。“大众”如同一只“整手”，它的“大”只是意味着笨拙无力，网络使“大众”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如同一只整手分化出五个手指，五个手指协作，使一只手具有了一只“整手”根本不曾具有的力量，网络使“各位观众”从大众中解放出来，从而也使“观众”（袖手旁观者的集合体）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
“大众”这一概念并不主要是甚至主要不是就数量而言的。“众”既不必然是消极的，也不必然意味着积极的。“人心齐，泰山移”的情形与“鸭多不生蛋”的情形同样普遍，关键在于“众”是如何构成的。中国的先哲们早就意识到一个整体的结构特征与其有无生产性、创造性力量的关系——是“同”还是“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二女同室，其性不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大众”之所以是“大众”，关键在于构成“大众”的一个一个的人是“同质性的”（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无论这一个一个的人的数量有多少，他们之间是没有实质差异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重复。
在上一章 中我们谈到，秦始皇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办法是努力保持他所统治的人的同质性。使民众同质化是“愚民政策”的“精髓”，但使民众同质化却有多种异曲同工的的方式。旧约中的上帝采取的是“变乱口音”的方法，目的同样是为了阻止民众间的交往和沟通。在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社会，又出现了更巧妙、更含而不露的使民众同质化的方法。钱钟书的话一语破的：“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知道什么东西，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知道一种东西。”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的传播媒体的电视，既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变乱口音”。相反，它让人每天接受着五花八门的知识（而秦始皇把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书全部烧掉），它让处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知道其他地方的人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而“上帝”却是让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想的和说的是什么。然而它自有使民众同质化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将包罗万象的知识作扁平化、平均化处理，将所有人的声音压缩为同一个声音。
当你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你似乎很难说电视给它的观众提供的视野是狭隘的。相反，你常常觉得电视的内容简直是异彩纷呈。在一个关于某种饮料的电视广告里竟然出现了“夸父逐日”的场面（当夸父快要渴死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罐饮料！）。在一则汽车广告中，一群孩子们朗诵着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突然有一辆“江铃”牌汽车飞驰而来……。你几乎每天在电视里听到许多伟大的名字，“曹雪芹家洒”、“诸葛亮家洒”、“孔府家酒”。一个以能知道许多“名车”为荣（他的这方面的丰富知识主要来自于电视广告）的“车迷”有一天听说有一位美国总统名叫林肯，他会诧异一个总统怎么取一个汽车的名字；一个看动画片长大的中学生在历史课上听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爱因斯坦的名字后会感到很滑稽，因为这三个名字“本来”是《忍者神龟》中的三只神龟的名字。现代德国思想家阿多尔诺曾经说过：“人们已不再从音乐会上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每天从芭蕾香水广告的四句‘欢乐颂’唱词中得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