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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慈善资本家用他们的财富资助与个人商业利益或整个顶级富豪阶层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议程时，情况真正变得复杂了。例如，科赫兄弟力图减少政府对工业的监管，包括州政府为保护环境所做的施力。他们一辈子都是自由意志论者，从心底里怀疑气候变化的存在；他们恰好拥有一家公司，旗下资产包括数家石油提炼厂、石油管道和木料制材厂——美国环境保护局的管制越少，这些业务的获益也就越大。｜米｜花｜书｜库｜ ；__
下面，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谈谈顶级富豪的阶级利益。平衡预算不仅仅是某个社会经济群体或政治派别的想法，享有优厚社会保障体系的德国人对于赤字有着同美国“茶党”一样的强硬态度。顶级富豪皮特彼得森从他的财富中拿出10亿美元用以缩减政府福利开支，但是依赖这些福利计划最多的是穷人，缩减所谓的津贴开支反而可能对他们产生更大的损害。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认为，美国的超级精英一直十分有效地使用政治民主的工具来保护他们这些少数派的权益，而理论上，在民主社会，多数派应该是统治者。美国首个永久性联邦收入税明确被设定为向顶级富豪征收的税种。1894年，这一税种首次被提出，并计划对前0。1％的富豪征收——总数6500万美国人口中的85000人。不出意料，两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百万富豪的抗议尤为强烈。其中一位警告：“这不是民主，而是共产主义。”另一位勃然大怒：“成功人士竟落入平庸者的掌心，沦为法律牺牲品，简直太不像话了。”整整19年后——即便其间经历了一次宪法修订——该税种最终还是于1913年被纳入法律。毕竟，当时“镀金时代”正迎来高潮，“进步时代”刚刚拉开帷幕。美国正变得富有，顶级富豪人数虽少，却拥有规模极大的财富和权力，美国越来越担心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收入分布前0。1％的顶级富豪开始反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耗费了高昂的成本，富豪的起始税率非常高，在1918年达到了77％的峰值。21世纪初，富豪的实际税率降至1918年时的1/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超级富豪的税率下降了，但是位于收入分布图较低一点儿位置的那些人的税率不降反升——在税率的政治斗争中，顶级富豪用计谋击败了一般富裕人士。1916年，公布的百万富豪（在那个时代算是超级富豪）收入税高达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将近35％，资本收益税率同一般收入税率一样高，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不用交纳收入税。如今，“越富有纳税额越高”的累进曲线完全颠倒了过来。2009年，在前１％富豪群体中，你越是富有，实际税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税率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税率仅为21％，纳税最多的前400名纳税人的缴税额占不到总税收的17％。资本收益对于顶级富豪而言是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你在收入分布图上的位置越低，资本收益就越不重要——2012年的资本收益税率仅为15％。
温特斯认为，美国的寡头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低的实际税率，是因为一群职业的律师、会计师和说客正为他们提供服务。他将这一“侍臣”群体称为“收入保卫从业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待在一些由顶级富豪资助的智库中，绞尽脑汁地精心策划反对税收的方案，他们肯定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如果说美国实际上是由寡头集团统治，那么这些寡头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派系。毕竟，一些最著名的顶级富豪，比如备受瞩目的沃伦巴菲特强调了他们享有很低的实际税率，并呼吁政治家提高税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确存在，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阶层挑起了战争，而我们是占优势的一方。”
百万富豪与亿万富豪之战
曾研究过苏联领导人并做过其顾问的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在2004年底访问了乌克兰基辅，那时“橙色革命”正达到高潮。阿斯伦德回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后，写了一篇令人惊讶的评论。
大多数报告都这样描述“橙色革命”：意志决绝的人们冒着零下几度的寒冷天气，在首都中心广场安营扎寨，西乌克兰的民众反抗政府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而充满理想的学生再也不愿对政治压迫忍气吞声了。以上两种刻画都是正确的，但阿斯伦德发现还有第三种动力在起作用。他对我说，“橙色革命”是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反抗。一小撮最富裕而且关系紧密的寡头，把乌克兰的裙带资本主义运作地天衣无缝，但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些正在崛起的小资产阶层最终受够了气，一同为更公平的游戏规则而抗争。
百万富豪对抗亿万富豪的战斗早已在世界各地打响。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就是其中之一，最受瞩目的抗议组织者是瓦埃勒戈尼姆（他是谷歌驻迪拜高管，受过MBA教育），他迅速地获得了埃及富裕的军队精英的支持。在印度也是如此，随着逐渐繁荣的印度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觉醒，资深的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组织的反腐败绝食抗议赢得了热烈的支持。在莫斯科也能看到此类现象，一位房产律师发表的几篇博客文章意外催生了反对普京手下那帮“鸡鸣狗盗之徒”的抗议运动，身着裘皮大衣的职业人士也走上了街头。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划分出了不同的政治战线——99％对1％。但如果你更深度地挖掘数据，你能在１％的群体里发现更为悬殊的差别。超级富有的0。1％群体遥遥领先于金字塔尖其余0。9％的一般富有者。这一划分关乎文化，也关乎经济——如果越发与政治相关，那么全国的争论焦点都会为之转变。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更广泛的公众讨论几乎没有触及前１％群体内的差别。一部分原因是当失业率接近9％，工人阶层的家庭严重受挫时，去考虑金字塔尖那群人的财富等级差别可能会令人作呕。但是前１％富豪群体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同财富等级间的差别，就好比一位印度媒人会细微地区分种姓制度中的等级差别。
皮特彼得森的女儿霍莉彼得森用灵巧的笔触暗暗记录下了前１％富豪群体的历史，她同样讲述了富豪阶层中的紧张局势。
“我想，拥有500万~1000万美元的人一定不会认为他们赚够了，”她对我说，“拥有私人飞机难道不好吗？即便年收入高达500万美元，也欲壑难填。对于这些比顶级富豪矮一截的人而言，他们设定了自己无法承受的生活标准。他们刷爆了信用卡，到12月份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同依靠10万美元收入生活的中产阶层没什么两样。我不认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富有。他们想豪赌一把，可是有些事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实在是件令人沮丧的怪事，可这就是真相。”
看一下数据你就能明白收入分布图的顶端发生了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的两位经济学家布雷恩贝尔和约翰范雷南细致地研究了英国的超级富豪。他们在观察前1％富豪群体后发现，1％内部的倾斜同整个收入分布的倾斜程度几乎相当——1998年，前0。02％富豪的总收入占前1％富豪总收入的11％，2008年这一比例达13％。位居英国和美国最富的前1％金融家的财富和人数明显不成比例，收入向分布图顶端的富豪的倾斜尤为突出。
美国政治学家温特斯想出了另外一套方法来观察一般富有人士与超级富豪间的差别。他发明了MPI（materialpowerindex，物质力量指数），这一指数是最富的前10％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除以剩余90％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得到的数值。结果显示，富裕程度越高，收入极化现象就越严重，好比一座大山越接近顶峰，越是陡峭。最富的前10％美国人MPI值是4，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其余90％美国人的4倍。最富的前1％美国人MPI值是15，而前0。1％的MPI值跃升至124。在温特斯看来，这就是一般富有人士与寡头之间的界线。“2007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达400万美元以上，”温特斯这样描述前0。1％的美国人，“超过这条线就是寡头的天下了。”
要观察前1％富豪群体的内部动态还可以一窥美国精英大学内的情况。哈佛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记录下1969~1992年间12个哈佛班级学生的家庭和职业选择，然后汇编了一组数据。他们的目的本是了解性别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然而他们最终从数据中意外收获了对精英群体的细致刻画。最令人惊奇的是，最富有的哈佛毕业生们与其他人拉开了惊人的差距：2005年，哈佛男生的收入中间值是162000美元，轻松位居全国收入分布的前10％；而将近8％的男生劳动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位居收入分布的前0。5％。造成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差别，哈佛毕业的金融家的收入比他们的同班同学高出195％。
在前1％富豪群体中，那些没有从艺术史转专业到经济学的人发现自己是这一群体中垫底的，他们难以忍受这种失落感。其中一个因素是卡萝尔格雷厄姆提出的“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格雷厄姆的一项全球研究发轫于对俄罗斯和秘鲁的研究。研究发现，穷困潦倒的受访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幸福感，而迁移性更大、机遇更多的富人报告了低得多的幸福感，他们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状况的挫折感也更强。
第16节。
格雷厄姆博士告诉我，挫折感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周围人的收入比他们高许多，而且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同前0。1％顶级富豪群体的比较造成了不满足感，格雷厄姆博士将此归咎于贪婪。她提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