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
第17节。
第三章
超级明星
由知识工作者主宰的社会正受到新阶层冲突的威胁。该冲突是：占小部分的知识工作者与大部分靠传统工作方式谋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后者包括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体力工作者，以及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服务业工作者。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大众作家为自由市场辩护基于以下理由：自由市场经常回报那些应得奖励的人。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当这似乎成为普通大众能理解的唯一辩护理由时，我们可以预计市场秩序的前景凶多吉少所以，我们面临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年轻人坚信只要努力必能成功，或是干脆强调必然会有一些拙劣的人能取得成功，而一些优秀人士反而会失败。三米三花三书三库三 ；www。7mihua。com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海克
聪明的蝌蚪可能会协调自身以顺应不利的环境。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去时还是条蝌蚪，再也没有下文了。但那些更幸运的蝌蚪总有一天会甩掉尾巴，鼓起嘴巴和腹部，轻盈地跳上干燥的陆地，对从前的伙伴呱呱地发表演说，告诉他们：具有优秀品格和潜力的蝌蚪依靠哪些品德能长成青蛙。
——英国经济学家？RH托尼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将诗人形容为“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他指的其实是创造阶层（creativeclass）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想象力，并没有暗示该阶层已经控制了国家机器或是拉动了经济杠杆。而一本写于1973~1974年，之后被偷偷带出共产主义匈牙利的地下出版物却明确地做出了不同的断言。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
这本书的写作属于革命壮举——两位作家只能在匈牙利布达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中隐居起来写作，以躲避秘密警察的抓捕，他们每天晚上将书稿埋在花园里保护好，以防第二天大清早它在令人胆战心惊的警察搜查中被找到。1979年，他们完稿后的第5年，该书在西方国家出版，引起了意料中的轰动。这一年正值“冷战”刚刚开始谱写最后的胜利篇章，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了长达15年的统治。任何对所谓“工人阶级天堂”的抹黑，尤其是来自内部的声音，都成了一起地缘政治事件。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建立在一本更具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之上：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这本书被更早的一代人偷偷带出东欧。康拉德和塞莱尼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写作，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却属于贫穷而又受社会宠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总书记铁托进行党派斗争及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时，吉拉斯作为更早一代的革命人士曾是他的得力助手。20世纪30年代，吉拉斯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关进监狱，而他因《新阶级》——这本书自然而然地立即引起了全球轰动——被判7年监禁并被关进同一监狱。一位社会主义阵营的高级官员公开谴责自己曾协助创立过的体系，这还是头一遭。1945年，乔治奥威尔在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发出了同样的指责声音。13年后，吉拉斯表达了对意识形态极具颠覆力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工人阶级国家已由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组织——取代了原先的资本家统治阶级。吉拉斯进一步估计了这个新的精英阶层与它统治下的人民间的物质差距，他引述了苏联异见人士尤里奥尔洛夫的报告内容：省级或城市党组织首领的收入约为一般工人的25倍。
康拉德和塞莱尼对上述分析补充了重要一点：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
他们的分析道出了许多真相，也说明了为什么东欧和苏联的旧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更不用提他们在西方国家的朋友们了）十分怀念旧秩序。但是，今天你再捧起《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时，你会发现最惊人的一个悖论：书中对《华沙条约》缔结下的社会主义颇具异见的剖析竟十分适用于21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康拉德和塞莱尼研究过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而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兴起最终成为通往阶级权力的真正道路。
21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语言比20世纪70年代欧洲几个重要异见人士的语言还要单调，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初美国的学术争鸣并不时常提及“技术专家已经崛起并最终将掌握阶级权力”的原因。但是，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有很多研究涉及“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学界达成了共识，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最有力地提出了观点。他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当然，到底是什么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目前学界还在激烈地辩论。研究这一现象的几位最诚实的学者归结出了多个原因。学界普遍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是其中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因素。2012年1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就经济不平等发表演讲，他提到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以上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群经过挑选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纽约美联储参加会议，克鲁格请他们就造成收入两极化现象的主要因素参与投票，结果他们几乎一致地投给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超过40％的人认为它就是罪魁祸首。第二热门的解释是“未知因素”（这体现出了动人的谦逊态度），“全球化”排名第三，最低工资的降低和工会组织的日渐式微等政治转变位列第四。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笼罩下，受优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些人已经崛起，并将最终掌握阶级权力。这样的情形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并不是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会变得同样富有。如果你获得了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你可能不会感觉自己属于精英统治阶层。甚至在某些群体中，如银行家、律师或计算机编程员，教育培训使这些人一跃成为前1％富豪群体的一员，但是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产生的影响有所扭曲，这群人因而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富有。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超级明星”效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许多领域和公司里产生了一个成王败寇的经济竞赛，你若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成为最拔尖的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经济价值就会大幅缩水，更不用说第五名、第十名了。
直观地看，技术达人在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经济体中显然是赢家，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在当今的“双生镀金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胜利是一个全球现象。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引领印度的外包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懂技术的人，甚至在西方人士眼里普遍拥有游艇、乐于娶超级名模为妻的俄罗斯寡头大多也有数学或物理的硕博学位。
在“二战”后时代，规模巨大、在文化上起主导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强劲的经济复苏，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蓝领工人，或是做着比较常规中层工作的文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极客——尤其是他们当中超级成功人士的崛起，标志着与“二战”后时代的彻底割裂。在这个时代，超级聪明的人正在获取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而蓝领和中层工作机会逐渐消失，这也是平民主义者厌恶技术达人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两个党派对此的反应颇为相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自身的定位是99％的百姓表达心声的平台，保守的“茶党”和前者敌视精英阶层的程度一模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那些满腹牢骚的中产阶层沮丧的是，左翼和右翼都有人爬上了政治阶梯的最高处——知识分子的阶级权力正体现于此。事实上，在激烈的两党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的顶尖人物有太多的共同之处：米特罗姆尼和巴拉克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