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虽然4年的冲突是消耗元气和伤亡惨重的（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潜在的国力。这场冲突（至少短期地）把美国改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国家（1865年以后到大幅度减员之前）。双方的武装部队从一开始的外行转变成不断进行大量征兵的陆军，它们使用了有来复线的现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展开拉锯或者大批兵员乘火车奔赴西部战场，双方的陆军司令部都采用电报通讯，并且利用动员起来的战时经济资源；在海战中，出现了首先使用的铁甲舰、旋转炮塔、早期的鱼雷和水雷、以及劫掠商船的蒸汽快船。比起克里米亚战争或普鲁士统一战争，这场冲突更有资格号称第一次真正的工业化“总体战”，所以指出北方取胜的原因是非常值得的。
假定双方的意志力保持不变，第一和最明显的原因是资源和人口的悬殊。以下的情况可能是事实：南方为自己生存而战，而且（通常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所以在斗志方面占了优势；它能征召更高比率的擅长骑射的白人男子；它拥有一批坚定和优秀的将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可以进口军火和其他供应，以弥补物资的亏缺。但这些都不能补偿北方和南方之间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当北方拥有将近2 000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600万。此外，由于移民（1861—1865年期间来了80万）和1862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200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1864—1865年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100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64 500人——这是1863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缓慢地减少了。
但是，与常情一样，对战争来说，除单纯的数字外还有其他因素。南方即使达到了军队的规模，它还要冒从农业、矿业和铸造厂抽调过多的男人的风险，从而削弱了打一场长期战争时必须依靠的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已经发现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万个（其中许多还依靠北方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技工）；邦联只生产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交战双方经济基础的惊人差距，不断地表现为战斗力的差距。
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泼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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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6）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和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在战争期间，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军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数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它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和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那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六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或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祖让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的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为之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出众的。由于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甚至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将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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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7）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