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下令大规模增加对北越的轰炸，以迫使河内更接近美国为撤出南越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立场，和同年到中国走一趟，同毛泽东一起填平鸿沟，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他选用亨利·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兼任国务卿）。基辛格采取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强调从更大范围观察事物，而且把一切事物互相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判断大国应根据其所作所为，而不应根据其国内的意识形态；用绝对主义观点观察安全问题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那种做法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绝对安全——人们能够指望获得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中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安全；老老实实地承认整个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并且要有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愿望。同他所描述过的政治家（梅特涅、卡斯尔雷、俾斯麦［5］）一样，基辛格认识到了“知道何时适可而止，乃是运用智慧处理人类和国家事务的开端”的真谛。他的格言是帕麦斯顿［6］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与中苏双方保持比它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则中苏之间的敌对最有利于我们的目的”），并且与凯南［7］以来美国外交中实行的信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基辛格比他的19世纪欧洲政治家中受尊敬的同仁们拥有大得多的机会指导政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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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5）
最后，基辛格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美国无力在东南亚的丛林地中打一场持久战争和保卫它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而且还表现在他和尼克松都能洞察世界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力量正在破坏两个超级大国一向未遇到挑战的霸权。从严格的军事力量意义上看，后面这种情况还远远未成气候，但在其他方面，世界已变得更加多极化。他在1973年指出，“在经济方面，至少已出现5个主要集团。从政治上看，更多的势力中心已经出现……”由于附和凯南的观点（加上他自己的修正补充），基辛格指出了5个重要的地区：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不像华盛顿的许多人士和（可能）莫斯科的每位人士那样，他欢迎这种变化。大国实现和谐，互有节制，任何一国都不想控制他国，可以创造“一个比在两极情况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两极并存情况下，“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绝对所失”。基辛格怀着对他个人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上保卫美国利益的能力的信心，在最大意义上彻底重塑美国的外交。
1971年后中美友好关系的稳步恢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革命，对“全球的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虽然对华盛顿的这一步骤感到意外，但它感到终于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了，而这种关系又进一步推动了它那欣欣向荣的亚洲贸易。现在的情况是，亚洲的冷战表面上结束了，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曾经充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秘密交流信息的外交渠道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同印度发生冲突期间同时接受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据估计，莫斯科也向新德里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在欧洲，力量对比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对中国的敌对和对基辛格外交感到震惊，克里姆林宫认为，缔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和鼓励采取其他各种方式改善同“铁幕”以外国家的关系，是明智的。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美苏进行了紧张的对抗之后，由基辛格开始进行了“穿梭外交”来缓和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以便有效地冻结俄国可能起到的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苏联人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如果水门丑闻没有在1974年8月把尼克松赶出白宫，使许多美国人更加怀疑自己的政府，很难说基辛格的俾斯麦式的外交戏法能够持续多久。尽管如此，这位国务卿在福特总统任期内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机动处事的自由却越来越少了。美国国会经常削减所申请的国防预算。在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被倾覆的前几个月，即在1975年2月，国会削减了对这些国家的全部新的援助。战争权力法案急剧削减了总统在海外用兵的权力。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以下决议：对于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美国只能以通过中央情报局向那里的亲西方派别提供资金和武器的方式来对付。随着共和党右翼对美国在海外实力的如此下降日益不安，对基辛格放弃美国的国家利益（巴拿马运河）和老朋友（台湾）的不满情绪的增长，还在1976年的大选中福特失去其权力之前，这位国务卿的地位就开始下降了。
随着美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团试图使自己适应美国下降的国际地位，下述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它们的对外政策比起平静时代来更加反复无常。就是这样，在以后几年里还将发生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令人注目的政策上的“摇摆”。受格莱斯顿和威尔逊［8］的最可信赖的关于必须建立“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的信仰的影响，卡特轻松地进入了一种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他许多角色（尤其是在世界的“麻烦地点”）都无意按照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原则推行他们的政策。鉴于第三世界对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个差距又因1973年石油危机而进一步扩大——深表不满，他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慷慨的态度来推动北南合作；同样，他在重开巴拿马运河条约谈判的条件方面，以及拒绝平等对待拉丁美洲每个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方面，都表现出他有常识。卡特还光荣地受委托充当了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经纪人”——尽管他不应当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尖锐反应感到奇怪，但反过来这种情况却使俄国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加强其同中东更激进的国家的联系。然而，纵然卡特政府怀有一切有价值的打算，这个政府却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世界（越来越不愿听任美国摆布的世界）和其本身政策前后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争吵造成）的基础之上的。全世界都谴责践踏人权的独裁的右翼政权，并对它们施加压力，可是华盛顿却继续支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摩洛哥国王哈桑和伊朗的国王——对后者的支持至少直到1979年他退位为止，这样又导致了人质危机以及徒劳无功的解救人质的行动。在世界其他地区，从尼加拉瓜到安哥拉，美国政府难以找到值得它支持的民主自由力量，可是在使自己投身到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行动之中，又踌躇不决。卡特还希望保持防务开支的低水平，并表现出迷惑混乱，认为同苏联缓和关系既不能停止那个国家的军备开支，又不能制止它在第三世界所采取的行动。当苏军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时，正在大规模扩充防务的华盛顿退出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取消了向莫斯科出售粮食的计划，并开始推行（尤其是在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和阿富汗进行值得庆贺的访问之际）“均势”政策，而仅在4年以前这位总统还谴责这一政策！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6）
如果说卡特政府上台时已有一套应付一个复杂世界的简单处方，那么1980年他的继任者的处方至少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大不相同罢了。里根政府满怀着人们对美国在前20年中所犯一切“过失”的强烈反应，在大选中获得的压倒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在伊朗蒙受的耻辱的影响——的推动之下，带着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世界的态度（这种观察不时地表现为积极的摩尼教性质的），打算操纵国家航船驶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方向。它不再提缓和了，因为这只能为俄国人的扩张主义提供一个假面具。它将全方位加强军备建设。议事日程上不再提人权；“独裁政府”受到了它的青睐。令人惊异的是，甚至“中国牌”也因共和党右翼支持台湾而不可信了。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外部世界复杂现实的基础上的，更不用说国会和公众的反抗了，国会和公众喜欢他们总统在国内的爱国主义，但怀疑他的冷战政策。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或者到任何地方从事丛林战，因而使人们回忆起越南，都经常受到禁止。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因而要求重开裁军会谈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在政府的支持者认为美国能在同苏联的核对抗中“取胜”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热带地区垮台的独裁政权常常因同美国政府有牵连而更加不受欢迎。欧洲人对这样一种逻辑迷惑不解：一方面禁止他们向苏联购买天然气，另一方面又允许美国的农场主向苏联出售农产品。在中东，里根政府无力向贝京先生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这同它的把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建成一条反俄阵线的战略发生了矛盾。在联合国，美国似乎比以往更加孤立。到1984年，它已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退出，这一做法必然会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到吃惊。由于在五年内使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肯定要比1980年拥有更多的军事装备。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是否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受到好评，它是否能够控制各军种间的竞争。对格林纳达的入侵被自吹自擂地说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从作战的各方面来衡量，几乎像一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闹剧那样令人不安。最后（当然远不止于此），甚至具有同情感的观察家们也怀疑，本届政府是否能够在下述情况下搞出一项协调一致的大战略来：在政府成员中，有好多人互相争吵不休，甚至在国务卿黑格从这一岗位上退休之后也是如此；政府首脑表现出很少关心紧迫的问题；政府往往带着民族优越感的眼镜来观察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