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特别是对拉动GDP发挥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难以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基于挤出效应，大量资金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事实上，大型基础设施在当前并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速公路、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不少中小城市的机场建设都是出于地方政府的攀比心理，是形象工程，真正能够盈利的并不多。至于铁路运输，客运运输高峰主要发生在春节等节假日，经过铁路提速后，铁路运输在平常时期基本能够满足需求。铁路货运能力短缺与前几年经济过热有关，在经济步入常规后会得到有效缓解。
当前我国极度缺乏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公路、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小型发电站等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更缺乏自主创业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我国农村缺乏基础设施是引发一系列中国特有现象的根源，广大农民涌向城市，小城市居民涌向大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中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住房市场在内的各种压力。例如，缺乏交通基础设施，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作物难以转变成商品，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进而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
由此看来，4万亿元资金中的大部分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对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民生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有关“重调整、重民生”措施的设想
制约中国消费的重要因素是生存压力。在我国孝道文化传统中，为子女存钱贯穿人的一生，此所谓“老吾老，幼吾幼”，孩子和老人属于每个家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难以“及他老，及他幼”，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着百姓的生活状况。因此，为了确保孩子和老人的生活质量，存钱成为了一种习惯。“子不教，父之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子女培养和教育是头等大事，在广大农村也有“再穷不能穷孩子”的说法，这是所有父母必须优先保障的。正因为父母往往倾其所有培养孩子读书，所以一些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毕业便失业所产生的社会冲击会非常大。反过来，父母出于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又会继续为其储蓄。待孩子成家立业后，父母又为了减轻孩子负担，为自己存钱防老。实际上，在中国，因病致贫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一些中产阶级（也就是高薪族）也会因为生病、失业而导致生活困难。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居安思危的意识使得我国居民存钱防病、存钱防一切意外，这是人之常情。
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大国（按调整后的2007年数据，已经排在第三位），有实力为民生做出巨大努力。当务之急则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下大力气，加大投入，致力于改善居民生存现状，彻底扭转居民恐惧心理，让他们敢于消费、乐于消费。鉴于“孩子是一切”的普遍心理，当下不妨从孩子的事情抓起，致力于建立“儿童工程”，让所有的孩子都属于“国家”，无论孩子出生在何处，都不会因为他的家庭状况而影响其最基本的生存和受教育。为此，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政策，确保所有儿童都一样拥有最基本的卫生医疗保障和受教育保障。也就是说，让所有儿童享受平等的起跑线，免费读书，免费看病，免费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与机场、高铁仅服务于高收入阶层相比，“儿童工程”是一件惠及所有家庭、深得民心之举，必然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若“儿童工程”得以落实，不仅可以大大消除父母的消费顾虑，而且可以极大增强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即便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遭遇挫折，也不会出现过激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施“儿童工程”，可以解开束缚居民消费的桎梏，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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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瞬间逆转始料未及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伴随着金融创新，经济虚拟化不断向纵深发展。所谓经济虚拟化，是指资本以脱离实际经济的价值形态，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运动，以获取价值增值所形成的经济活动。虚拟资本是经济虚拟化实现的载体，它是以实际资本为基础，又与实际经济不断分离的各种权益凭证。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实际资本本身有价值，并可以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不同的资本职能创造剩余价值；虚拟资本本身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资本所有权的证书，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资本职能，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却可以瓜分剩余价值。虚拟资本瓜分剩余价值，不再是殖民时代*裸的掠夺和剥削，而是以“资本收益”甚至是“技术收益”的形式“合理”地拿走它们“应得”的部分。张宇燕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2页
经济虚拟化的目的是通过产权交易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产权本身不仅能够明确界定，而且能够成为交易对象，实现自由流通。李扬，王国刚主编资本市场导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信用是未来支付的承诺彼得 S罗斯著商业银行管理（中译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产权的界定和交易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随着产权交易的发展，一方面，信用已经由作为产权交易的保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商品，促使信用本身也成为交易对象，并在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张、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作为虚拟经济的伴生物，风险在虚拟资本独立于实际经济而运行时便应运而生。风险的介入，使得人们在实现信用交易的同时也在进行风险交易。因此，经济虚拟化的实质是信用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秦月星虚拟经济下货币需求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这种信用无需成本，无需交换实物，可以随时转换，在事实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
流动性具有内生性和顺周期特征。这是因为，虚拟资本价值增值中的一部分（股息和利息）是受实际经济过程制约的，而另一部分（价格差价收入）则取决于信用支持和货币供给。Bennett； J？A & Young； L；“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Equilibrium with Heterogeneous Tast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99。在一个崇尚凯恩斯“选美标准”的社会，以信用为基础的流动性在“博傻游戏”中具有天然的顺周期性。大多数投资者都追求价差收入，而这一目标在虚拟资本价格上升时才能实现。当价格过度上涨时，便会出现价格向价值回归，这又会造成虚拟资本价格大幅度下跌。因此，经济虚拟化所内含的流动性的内生性和顺周期性，极易导致资产市场大起大落，其本身就隐藏着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实际上，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流动性处于过剩状态。正如第一章所述，在全球信用软约束、储备货币超发行以及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金融创新技术的支撑下，全球流动性不断被创造，表现为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流动性越来越集中在机构投资者手中，后者通过杠杆效应，会进一步增加全球流动性。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乐观评级，以及世界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机构投资者风险意识日益淡化，对风险溢价要求下降，过剩的全球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推高虚拟资本的价格。
流动性的顺周期性特征决定了其在短期内可以发生逆转。以信用为基石的全球流动性构筑起来的金融大厦，在投资者信心难以为继时，流动性将在金融体系最脆弱的环节最先断裂。次贷危机的爆发便是源于此。一旦金融体系出现动荡，金融市场风险便会不断暴露，金融机构抛售、惜贷、囤积现金的行为加剧了金融动荡，原先运行良好的同业拆借市场、资本市场因此出现混乱，甚至瘫痪，次贷危机便以流动性为纽带，将整个金融体系卷入其中，导致流动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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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危机施救缓慢的副作用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显然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在危机后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等多边场合，美国政府一再强调，次贷危机只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实体经济发展健康，金融领域及大型金融机构状况良好，美国政府有能力战胜危机。
基于上述乐观判断，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显得“胸有成竹”。但欧洲中央行长特里谢却先“沉不住气”了，2007年8月9日，欧洲央行率先向市场注资948亿欧元（1300亿美元），此后又三次注资，前后四次注资累计达到2889亿美元。随后美国于8月10日开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截至2007年8月25日，连续七次注资累计只有975亿美元。在大量注资无法改变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才将再贴现利率从625％降至575％。再贴现利率下调后，全球股票市场出现反弹，但是金融市场流动性匮乏的状况仍未改观。鉴于此，9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475％，同时将再贴现率再次下调50个基点，至525％。从那以后，美国开始了连环救助次贷危机的历程，通过降低利率、注入流动性、降低税率、救助投资银行等手段应对危机导致的种种冲击。
总地看来，美国政府救助危机缺乏统一部署，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应对的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