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恢复、人口数量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低价转让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使拥有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为了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强化，封建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封建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和养牲口的饲料等成本大体相同。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同时，佃户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缴纳地租的，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全部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资，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了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17、18世纪时工资是最高的。英国到了18世纪紧随其后。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依赖市场、依赖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资价格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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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扞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亚当·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到：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政治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即使工人们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中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代。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进行的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群体吗？雇用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用着一群仅挣800元人民币的月薪、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东莞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态度当然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身于市场，把所生产的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这和中国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让廉价的“中国制造”占领西方市场是非常相似的。问题是这种战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法长久。东欧落后于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要崛起，就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不过，中国仍然面临着独特的历史机会，可以把“人轻”的劣势扭转过来。这一机会，就是马上将出现的老龄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老龄化和黑死病有着相当类似的功能。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这将使劳工在市场上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问题是，面对他们在市场上的要价，政府是应该支持、保护他们的权利，还是抑制他们的权利？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倾向是，支持和保障劳工的权利，抑制亚当·斯密所分析的资方在博弈中的资本优势，使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对均衡，从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当资本不可能通过乘人之危地压低工价而升值时，就必须在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加大投入。有些经济学家称，最低工资的立*降低就业率。这个问题至今越来越有争议。其实，即使真是降低了某一部门的就业率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最低工资逼着老板裁员，他就必须通过优化管理和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员的不足。当美国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时，一位坚持雇用刑满释放人员、并支付可观工资的老板就说：“如果你的买卖仅因为将最低工资提高那么几美元就会垮掉，那说明你的创意太少、太缺乏竞争力了！你带给社会的新东西这么少，社会凭什么回报你呢？你早该倒闭，让我们这样的企业来替代！”
中国也应该如此。不能给工人支付千元以上的企业，在当今的经济水平上根本就不应该有生存的资格。可惜，“改善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基因，使它们总是在劳资纠纷中站在资方一边。这就抑制了“人的崛起”，从长远看也抑制了“中国的崛起”。让我们放眼中世纪的英格兰，当时的英王主导中央政府，贵族主导地方权力。当贵族和农民发生纠纷后，国王法庭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这就使中央政府在老百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英国王室不仅存活到今天，而且仍然得到老百姓的爱戴，这和历史上国王法庭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这种“人的崛起”，不仅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还必须有大量的教育投资。工业革命时的英国，识字率明显比非工业化国家高。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也建立了庞大的义务教育制度。优越的教育体制使劳工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未来劳动力供应萎缩，更应该懂得“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加强对未来一代的培养，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和这种长远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教育投资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民工子弟在教育上仍然受到种种歧视。这无异于进一步摧毁了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源。所以，中国不仅需要极大地增加教育投资，更需要教育平权。每个公民，都应该从小感觉到社会对自己的关心，这样长大后才会想着回报、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才会成为更自觉、更有创造力的劳工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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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1）
2004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件，而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突变。这种认识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对人类命运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以来，人口的过分增长，一直是人类命运的一个巨大威胁。当年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没有被决策者接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2004年，新的人口论又横空出世。其中两本最引人注目的书是菲利普·朗曼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本·J·瓦滕伯格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如何塑造未来》（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另外还有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这些研究，都依据联合国2002年对世界人口的最新预测，向世界发出了与马尔萨斯正好相反的警告：世界人口马上将开始萎缩。这一萎缩，由于速度过快，将会带来全球老龄化，威胁世界经济的健康增长，一些大国将因此沦落。其中东亚是老龄化的重灾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都将面临老龄化的威胁。如果现行的人口政策不改变，中国内地经济到2025年左右将丧失动力，“中国的崛起”也就无从谈起。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大国的兴衰和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蛮荒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超级大国，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人口增长了50多倍。当美国刚刚独立时，拿破仑正威震欧洲。自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