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被击中之际，我们跳了出来，因此，我还能联系上同一架飞机上跳下的四五个人。我们向北转移，打算甩掉德国人，虽然破坏了几处通讯线路，但还是被敌人包围了。我喊道，我们愿意投降，对方的回答是，“好吧，伙计，你们要是干够了，就请出来吧。”后来才知道，这名德国兵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待了十四年。
第二天，这支德军卡车队和战俘遭到了盟军飞机的三次轰炸。卡车上没有战俘或红十字标记，身为这队战俘中的高级军官，我对此提出了抗议，几辆卡车被击中并着了火，一名德军看守开枪打死了一名战俘，这名战俘正设法逃出一辆燃烧的卡车（这后来成了战争法庭上的一项指控）。我在一辆跟在卡车后面的小车上，帮忙将受伤的战俘抬到路边的地里。没有人朝我开枪，但死了十九名战俘，均被葬进了一座集体坟墓。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一部分人的编号和所属部队。
德国人赶着没受伤的战俘向北转移，留下我和两个人守着死者，约有四十五名伤员给带到了附近的一户人家，放在一座谷仓的脏兮兮的地板上。当地的居民很好，极尽所能地为我们带来了褥单、衣服和用来做绷带的布，还将家里的食物悉数拿了出来。德军看守既不帮忙，也不叫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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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手HW克拉克
5日清晨比往日亮，我们接到通知，当天晚上就要“行动”。我们连有一天时间休整，睡觉虽不是问题，但关键是我们都很兴奋。当天下午举行一次祈祷，参加的人数众多。全连的罪人，包括我在内，都去了。晚上8时许，我们整理好装备，带上各自的武器，登上了送我们去机场的卡车。我们赶到塔伦特拉什顿时，夜幕已开始降临。出乎我意料的是，机场上人山人海。我们驱车径直开向霍莎式滑翔机，挨着飞机坐在草地上和滑翔机飞行员闲扯。见我们身上带的分量，飞行员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一些好心人端来一大锅茶水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尝了一口，发现里面掺了好些朗姆酒。晚上十点半，在一片“好运”的欢呼声中，我们登上霍莎，滑翔机内的环境与上下班高峰期伦敦的地铁差不多，机内的官兵个个精神抖擞。约翰霍华德走过来为我们祝福，听他的声音，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很激动。第1架霍莎于22时59分起飞，我所在的第2架约在23时升空，其余的霍莎紧随其后，每隔一分钟起飞一架。牵引机是298/644空军中队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此次任务成功与否，全靠牵引机的乘员和6对飞行员。。tenluo
飞越英吉利海峡只用了一个来小时，我们遇到了非常轻微的涡流。全排群情激昂，一路兴奋地唱到越过法国海岸线。哈利法克斯牵引机突然抛开我们。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没有回头路可走，时间将近1944年6月6日凌晨0时19分，我们知道，滑翔机会继续带着我们飞行三分半钟。排长戴维伍德中尉起身打开滑翔机的前门，后门随即猛地摔开，滑翔机着陆前60秒，伍德中尉喊道“抱紧，防止撞击！”我们挽起胳膊，等着这不可避免的一刻。一段好似定格的时间以后，我们噼里啪啦地摔进大地母亲的怀里。撞击地面的巨大冲击力将我们甩向前方，拉断了安全带。冲击力推着我穿过霍莎一侧的残骸，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排里的其他兄弟也在我身边摔做一团，其中包括戴维伍德中尉。到了这个时候，他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帆布手榴弹袋。不出几秒钟，我们已整队向大桥出发。远处传来轻武器开火的声音，先是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是一颗德国人的照明弹腾空而起。邓布拉里奇中尉带领的25排之前刚刚着陆，现正火速赶往大桥，我们要攻打的是贝努维尔方面的外围工事。身为着陆的第二个排，肩负着端掉内围守军的任务。前往大桥的途中，正好经过25排的滑翔机残骸，连长约翰霍华德少校乘的也是这架滑翔机。他将连指挥部设在东岸的一个小碉堡内。我们刚踏上横穿大桥的路，贝努维尔方面就传来了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我们是24排，任务是进攻自己的目标。我们一边穿过马路向前冲，一边喊着“贝克、贝克！”这是我们排的口令，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你只能靠暗号辨别敌友。
刚穿过马路，我们就遭到了左前方战壕内自动武器的袭击。我和高德波下士扔了两枚眩晕手榴弹，只见两个人影飞也似地冲向运河。右前方传来了激烈的交火声，我们夺下一条战壕，打起了防守。没多久，阵地右方响起了一阵轻机枪声，我们赶紧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反攻。没多久，我听到高德波下士在叫我，刚才一阵交火伤到了伍德上尉、雷瑟中士和报务员切特菲尔德。高德波现在是我们的排长，我要接过38型发报机，担任他的通讯员。此刻，激烈的交火已经停止，偶尔传来一两声冷枪。我们占领了大桥，很快又传来消息，奥恩河大桥也被攻下。一架滑翔机飞错了方向，我们一下又损失了30名人员。只剩下大约135名官兵把守两座大桥，直到凌晨0点50分，与第5伞兵旅同时空降的第7伞兵营来换防。他们空降在兰维尔以北，我们至少到凌晨2点才把他们给盼来。敌人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兰维尔方向传来了车辆声。我们待在坚固的防御工事中等着。上级命令我们连完整地夺取和守卫大桥，直到援军来换防。我们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现在我们要采取第二步行动。没多久，就传来了密集的运输机的轰鸣声。第3和第5空降旅开始在我们阵地以东空降。在法国，我们再也不是孤军奋战了。
这时，德国人在运河西岸发动反攻，交火越来越频繁，还能听到勒波尔路交叉口附近隆隆的履带车声。“饶舌鬼”桑顿中士带了一挺反坦克武器冲上前，第一炮就将这辆坦克干歇了火，坦克内的弹药爆炸并起了火，这一幕加上困在坦克内的指挥官的哭喊声并没有壮我们的胆。这一仗是非打不可，我们不清楚敌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这里有装甲部队，这一准是场恶战。凌晨2点钟光景，高德波下士要我随他到桥的西侧，情况看来不妙，大批的敌人向这边压了过来。我们派了24排的一个班到西岸，控制面向勒波尔的区域。此时（凌晨2点45分），损失惨重的第7伞兵营先头部队在贝努维尔内和附近拿下了几处要塞。这时约为凌晨3点，局势越来越糟，派恩…科芬中校控制了大桥一线。凌晨3点后不久，这个班又折回运河东岸，回到了自己的阵地，进入占领的敌军战壕。我在一个小碉堡后面坐了下来，喝了点酒。这酒犹如甘露，让我充满了希望。四周是激烈的战斗，但方圆几英里内有六个伞兵营在，我们觉得很有信心。天空露出了第一抹晨曦，随之而来的，是敌人对第7伞兵营阵地又一波猛烈的进攻。破晓时分，我们坚守阵地，等着步兵和坦克发动大反攻，但这一幕始终没有出现。海军轰炸海滩的炮声告诉我们，渡海部队此刻正在登陆。现在的问题是守住大桥，等待援军来换防。黎明时分，又出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密集的狙击火力又准又狠，给我部造成不小的伤亡。这座大桥被一个枪法奇准的狙击手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过桥到西岸，你得发疯似的跑，磨磨蹭蹭等于自寻死路。半上午的时候，我们师得到了海军的增援，16英寸炮弹像特快列车一样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当天早上，盖尔将军和博尔特准将为我们送来了问候，我们甚至听到两人对我们喊道，“早上好，小伙子们！”
这期间，第7伞兵营在贝努维尔和勒波尔的伤亡数字直线上升，一艘德军巡逻艇从海滨方向往这边开了过来。等到它距我们200码左右时，下士高德波、我和二等兵奇斯利带着一门反坦克炮，飞奔到运河岸边的一个隐蔽处，我们紧紧地盯着它，发现上面没有人，发动机慢悠悠地转着，似乎有人在操舵，一门面目狰狞的大炮架在船头甲板上。等它进了50码射程范围，高德波发了一枚反坦克弹，一炮击中的小艇驾驶台后面，炮弹在船舱内开了花。船慢慢地漂到了岸边，从下层甲板冒出来两个惊魂不定的德国人。躲过这一炮，算他俩命大。我们命令他俩上岸，那名军士是个典型的金发日耳曼种，开口就又叫又喊，我操起手中的枪，一枪托砸在他的肩上，他顿时就安分了，再也没生出什么麻烦。
我们坐在战壕里看着全旅人马横穿大桥。不少官兵被枪法特准的狙击手打得非死即伤，他们在滩头经历了一场苦战，这会儿正赶往兰维尔以北，与空降兵会合。我们处于大桥周围的制高点，夜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第6空降部队的滑翔机迎面而来。6月6日午夜前，终于等来了和我们换防的第3师某部。（回忆打印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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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手DV阿伦
滑翔机内静得出奇，只听到耳旁呼呼的风声。经历了一段好似无比漫长的时间后，我们重重地撞在了地上，滑翔机在降落时撞飞了轮子的起落橇上一路狂冲，接着猛地一震，一帮人被甩得散落一地，但不用几分钟，我们就收拾好散落了一地的装备。着陆时间大约是1944年6月6日，D日凌晨2点。
司伟尼带头喊着“口令”冲过大桥。我们出其不意，没费多大功夫就完好无损地拿下了两座大桥，“汉姆”和“佳姆”这两个口令呼声震天，这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已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我而言，我庆幸自己还活着，不像不幸的邓布拉里奇中尉被一枪射穿脖子，成了D日第一个阵亡的人。
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德国人不久就要发动反攻。第7伞兵营的人赶来协助把守两座大桥，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等滩头登陆的援军来换防。来自勒波尔和贝努维尔两地的炮火不断，还出动了坦克，后来，有辆坦克被“饶舌鬼”桑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