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内涵的扩大，新海派小说也在面临转机，怎么转，向哪个方向转，从纵向来分析；海派写作茅盾是高峰，不可否认，他的成就最大，为什么？用他自己的世界观、宏观地历史地看待上海，对它的特性进行定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做得比茅盾更好。横向上看，上海的宝贝小资写作，则为书写都市生活的细节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书写个人生活提供了一些参照。我是来自北方，迁居上海的，我希望我能既站在上海的心脏，又能脱离上海的躯体，看上海，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自己飞在上海的上空，可以俯瞰整个上海，看到上海的每个街头巷尾，那里发生的故事。醒来，我立即把这个梦记录下来，竟然写了8千字，我渴望更为宏观地看待上海，把它放在10年甚至20年的背景中。是否构成了某种新海派风格，我没有这种打算，但是，我想，我现在没有明确地要在技术上建立这种风格的打算，我会为上海拍一张尽可能真实的照片，并且尽可能让它写实。我觉得我更多的力量来把握它：从空间上说，从酒吧到股市，是个转变；从方式上说，从以前的独白型，到现在的交流型、对话型的写作，这些都是转变，这些转变要靠你的思考和观察，靠你的世界观。
编者：但是，你的写作，可能在客观上更容易满足一些外省青年对上海的想象！
葛红兵：小人物，但是雄心勃勃，这是我酷爱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没有大智大慧，没有大勇气和大道德，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让小人物有雄心，崔钧毅说我要钱，我要富贵，这个社会给他的是什么呢？是两个耳光，是放逐，他有这个欲望，就被看成是狼，就要被驱逐。上海呢？比北方好，它会接纳这样一个北方青年，尽管这里在某种方面可能更为残酷。你说得对，《财道·富人向天堂》无论是对上海城市的描述，还是对上海人的描述，都是一个外省青年对繁华上海的指认，视角上是非上海性的，这种写作方式和当年的茅盾有相似性，我希望我能找到茅盾的那种感觉，某种感觉上的对上海的总体指认，我想上海的有些东西，只有用非上海的眼光才能看到，它是藏着的，在上海视角之外。但是，它不是想象性的书写，我对所谓的想象已经厌倦，我要真实，要案例，要现实主义，要紧紧地抓住那些真实的残片，把它们缝合起来。
葛红兵就创作问题答编者问（3）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崔钧毅这样的人是不真实的，但是，我要说的还是我刚才的话：上海的生活中每天在发生的事儿比我在小说中写的崔钧毅所能做到的还要多！真实是想象力所不能抵达的地方。
编者：你是否在着力塑造我们的时代偶像？崔钧毅这样的人，可能是新偶像！
葛红兵：我很欣赏你在编者推荐中对崔钧毅的判定，你的把握非常准确。长久以来，“富贵”一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梦想之一。崔钧毅代表了这种梦想，很多人反对这个标题，觉得我的价值观有问题，但是，我要坚持，事关我的价值判断，我不能让步。为什么我坚持“富人向天堂”这个标题？在我看来，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来说，此岸的天堂就是“自由”，而什么是自由的保证呢？财富！不是政治、不是美学，而是财富。财富是通向自由王国的惟一桥梁。崔钧毅在北方生活，他的绝望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要带上命运的诅咒？不是贫穷，而是贫穷的孪生兄弟：禁锢。对于崔钧毅来说，贫穷不仅仅是经济枷锁，同时也时人格枷锁、社会枷锁。但是，他并没有被人生的绝望吓倒，相反，正是绝望让崔钧毅踏上了寻求“富贵”之路。我希望我的小说赞美了这种时代新人，他们是真正的时代英雄。他们作为偶像有什么不好么？但是，我也知道，崔钧毅还没有成功的条件，他的命数不够，这个时代给他的命数和他的个人天才、血汗意志是不相称的，个人天才和意志力，要放到社会中去试炼，它可以用来评判我们的社会，这样我们的视野就开阔了。
小说里的邢小丽道行很深，在财道上已颇有斩获的奇女子邢小丽。邢小丽好强、泼辣、工于心计，孤身一人闯荡上海多年。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用威胁手段从一个外省官僚手里获得大量青春损失费，又通过结识金融大亨周重天获得了房产和金钱。正是这个女人，后来成就了崔钧毅的辉煌。武琼斯，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老山前线跟越南鬼子玩过命的战斗英雄，既有军人的冷毅，又有商人的狡诈、自私与残酷。武琼斯不喜欢过于聪明的人，他出了一道“三盏灯、三个开关”的谜让崔钧毅去破解，然后拒绝了他。这些人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有英雄的质素，但是，他们都只能演绎悲剧，他们抗拒不了时代分配给他们的命运。
编者：小说中的老范不是例外吗？没有工作的崔钧毅为了省钱，常常饿着肚子坐在街角等待招聘消息。由此，他结识了卖盒饭的小巷奇人老范。老范逍遥自在，但多有惊人之语。其实隐姓埋名多年的他，是南京大学商经系的高才生。更让人惊奇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街巷奇人，后来与崔钧毅联手威震上海滩，又在事业鼎盛之时，激流勇退，似乎修成了正果。
葛红兵就创作问题答编者问（4）
葛红兵：我试图用中国智慧来解决一些问题，给小说中的人物找一点出路，但是，某种意义上，这是逃避，我知道写这样的人物，赞美道家哲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妥协。但是，我不能不写这样的人物，否则，小说就太黯淡了，简直没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欣赏崔钧毅和邢小丽，他们都是宽容的信徒，身上有大的悲悯，邢小丽在财道上搏杀，伤痕累累，甚至忍屈含辱，但是，她不怨恨，对伤害她至深的人，她也是如此，她的身心永远对着爱开放，她还认养了很多孤儿，这种东西，是我非常欣赏的，这种人格和信念是我的某种理想之一。
编者：现实中有这样的人格吗？这种人格看起来更近乎神性。
葛红兵：我想一定是有的。
编者：不过，总的说来，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需要理想人物的，《财道》与其说是关于一个小人物奋斗挣扎的命运史，不如说成是你给我们时代设置的一个神话。在一个越来越稳定的社会，社会开始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分层，不同层次之间的人物交往和交流越来越少。一个小人物如何才能到达社会的最高层？现实中如何才能寻找到通天的道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英雄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独特的景观，它既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又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还寄托着一代人的梦想，从六七十年代的雷锋，到八十年代的崔建，到九十年代的痞子英雄，而如今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消失，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需要不需要英雄，谁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崔钧毅、邢小丽、武琼斯、范建华这些人，可能正是这样的英雄抑或是枭雄吧。
编者：这个小说是写财富问题的，是否会引起价值判断的问题？看起来，你过分地赞美了财富！
葛红兵：我们对财富的仇恨和蔑视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传统，而尊重财富、保护财富的传统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五四以前，我们是知道的，勤劳和智慧带来财富，财富和勤劳、智慧等美德相联系，五四之后，在我们的观念里，财富总是和剥削、和为富不仁、和道德沦丧联系起来。但是，我想说，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一定和每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平等的追求财富并因此而享受尊严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
但是，我这样说，并是说要作财富崇拜、富人崇拜。问题的关键不在财富本身，而在获得财富的途径是否公平，这个社会是否对财富进行了公正的调节。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正是我们对财富的不尊重，导致了我们追求财富的制度不公开、不公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仇富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定的制度原因，但是，它的第一个原因恰恰来自我们本身，来自我们对财富的错误理解和不尊重。
葛红兵就创作问题答编者问（5）
当然，你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人类追求财富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中所犯下的原罪该如何看待？财富积累的过程难道真的是一个不择手段，丧失良知，玩弄手段的过程么，也就是说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存在伦理悖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无论是周重天，还是武琼斯，还是崔均毅，他们要想获得财富，都必然要带上原罪的枷锁，这是不是中国式的悲哀？
编者：眼下中国股市持续低靡，你对中国股市和股民有什么话说？
葛红兵：关于中国股市、中国企业制度等等，我本来谈了很多，应你们的要求，删除了大部分，也许你们是对的，既然，在小说里多说不好，在这里恐怕多说更不好，但是，我想，我是站在小股民的立场上的，我渴望一个公平、公开的股市，一个属于广大投资者的股市，在我看来谈财富的原罪，还不如谈中国股市的原罪，也许弥补这种制度欠缺，需要整整一代股民的血汗。我很欣赏上海的左安龙，他是为中小股民说话的代表，一个有立场的人，据说他看了小说，愿意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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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富与高贵”（1）
在沉寂两年之后，葛红兵推出新作《财道·富人向天堂》。作者用写实手法描绘了金融奇人崔钧毅在逆境中崛起的历程。在曲折动人的情节中呈现了以“义”、“舍”、“取”为中心的三种不同的财道思想，并试图用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来破解这一谜题。如果说《沙床》要解决的是“爱与欲”的问题，那么作者试图在本书中解决“富与贵”的问题。由于小说中对于财富问题的深邃思考，《财道》一问世，便被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