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个失误。出了问题以后，企业最重要的主攻方向不是放在套现减债、企业自救方面，而是把力量都放在与政府周旋方面，试图依靠政府帮忙解决问题。结果银行丧失了信心，很快就变成狼了，要求企业清算。这种崩溃的例子很多。企业在跟债权人沟通的时候，如果把债权人当成是敌人，瞒着问题，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像挤牙膏一样说一点问题给银行听，银行相信了。可是，第二次又说还不了，又一个特殊情况，让债权人不断地怀疑，直到有一天对企业彻底失去信心。
王巍：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双方都是羊，是合作的关系。但是一到处于危机的情况下，银行是什么取决于你是什么。如果你是狼，它就是羊；你要是羊，它就是狼。就这么变换。是你把银行变成狼的，因为你跪下来，你当羊了；你要想让它当羊，那你必须变成狼。按西方的说法，如果我欠你100万，我听你的；如果我欠你1个亿，你听我的。
这是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形成同一个资金链。尽管我们在努力走向市场经济，但金融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配置。它是刚性的，与市场的需求和企业的需求并不呼应。所以企业与银行的合作，始终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银行在经济增长阶段会大力鼓励企业贷款；一旦经济进入了宏观调控，银行会立即釜底抽薪。这个时候，企业只能摆出破釜沉舟的姿态，与银行抗争。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市场经济是一个负债经济
一般来说，当民营企业破产之后，大家首先要把失败归结为资金问题，批评企业借短放长。德隆是这样，格林柯尔也是这样。所有的批评者都懂得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借短放长不能做。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企业都在前赴后继地犯着同样的低级错误呢？它到底是不是错误？我认为，借短放长本身并不是什么错误，它是非常正常的融资方式。一个企业想发展得快，做强做大，一定要借短放长，这是负债经营。
市场经济就是一个负债经济，寅吃卯粮，用未来的积蓄来加速今天的增长，这是所有现代经济社会的共同手段。全世界都在这样做，我们已经不是30年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了。借短放长不是问题，高负债增长更不是问题。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有个高负债增长的时期。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就是高负债增长，到80年代的时候，更是几倍的高负债。包括我们周围的韩国、日本。韩国三星集团最高负债达到700％，韩国几个大财团都长期维持300％—400％的负债水平。当然，后来也有破产的，是由于负债导致产出的效益不好而破产，而不是由于高负债而破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如果负债1个亿，利息成本500万的话，只要我拿这1个亿做出了500万以上的收入，那这个负债就是合理的，不存在高负债。如果这个企业负债率很低，但是用负债投资的项目颗粒无收，那就叫高负债，因为你没有用负债来扩大生产能力，你不会产生效益。
不顾企业投资收益如何，泛泛地将高负债看做是一个坏事，这种观念是大有问题的。让企业家心理上自责，认为自己是坏人，拿了大家的钱。事实上，如果企业家比大家有能力，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正规的融资渠道拿大家的钱。问题是，我们的融资体制是否能够允许有能力的企业家进入资本市场，将那些尸位素餐的特权企业和不断制造不良资产的企业淘汰出去，这是资本市场的效率问题。所以，只要投资产生高于融资成本的效益，就不存在所谓高负债问题，借短放长就是好的投资策略。如果投资效益不好，任何负债都是高负债。中国目前由于银行商业信贷紧缩，加上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和配股的通道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渠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发行公司债券。市场化的公司债券是靠公司的自我增长能力来担保的，而不是目前靠政府部门的信用担保。我认为，2006年开始实施的新公司法将启动一个公司债券的大发展，随着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的实现，依靠公司债券进行的杠杆收购应当成为广泛的市场现象，一个负债时代就真正来临了。
另外，企业与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在心理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银行应该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是指挥企业如何生产，指导企业什么时候把企业关掉。要建立一个和谐的银企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支配权，也不是获取单方面的利益。负债不是犯罪，负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企业家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支撑，平等地跟银行谈判。
没有借短放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会那么高
范棣：我不完全认同你的这个观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为什么绝大多数企业是借短放长？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必须这样做。因为所谓的长，指的是资本，你只有有了资本，你才能做长。银行就是给企业流动资金的，银行很少会给一个企业五年、十年期限的贷款。长期的资金投入要通过资本市场，或者是发行长期债券来解决，但是这两个东西我们没有，或者很不完善。但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是资本家，就是他必须要做事，必须要发展。什么意思呢？当你有资本，你才有可能做固定资产投资，你才能发展。流动资金只是给你当做维持经常性生产的周转资金来用的，但中国目前的贷款都是打着流动资金名义的贷款，实际都用于长线投资去了。有60％都用到长线去了，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其他资本来源，这跟西方国家不一样。如果中国企业都不借短放长，中国的GDP就没有这么高，不可能有这么高。所以，借短放长给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个奇迹。但是这个问题也恰恰是双刃剑，企业借短放长很多时候财务风险很大，往往构成一条很薄弱的企业债务链。
一个企业跟银行、跟债权人其实是平等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平等的，那么怎样去平衡这个关系呢？当你能够在谈判桌上跟银行达到势均力敌的时候，你就有主动权了。什么叫势均力敌呢？就是你的负债有一定的规模，银行怕你。假如你负200万，银行肯定把你卡死了，它认为无所谓的，就把你卡了。但是我不是鼓励所有企业都要有一定的负债规模，但是有些企业当它有一定负债规模的时候，它就很轻松了。
什么造成了中国不良资产多
王巍：与银行打交道时，企业家另一个经常被质疑的问题是不良资产，要解释不良资产是怎么产生的。我认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不良资产的看法是有重大失误的。谈到不良资产的来源，大家经常谈到的，首先是体制不对，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大家不关心集体资产，浪费投资。第二个原因是长官意识。往往胡乱配置资源，政策多变导致浪费。第三个原因就是回扣、贪污，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的资产。这种分析不是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而是我们的主流思维。
当然，体制问题、政策变化、个人利益等都导致了不良资产的增加，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对不良资产的大包大揽的确是体现了敢于负责任的政治态度，但是这会严重地妨碍我们认清不良资产的真正根源，因此也无从解决问题。
那么导致不良资产的真正原因什么呢？
第一，技术进步在全世界都产生不良资产。奔腾一出来，286、386、486全部淘汰，尽管仍然可以使用；数码电视技术出来，显像管电视就成了不良资产了。技术进步在各个行业都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个和体制没关系，在欧洲和美国都是一样的。而技术进步越快，不良资产越多。
第二，竞争造成不良资产。十个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竞争，一个企业成功了，九个企业失败了，那失败的企业就是不良资产。市场经济充满着竞争，竞争自然产生不良资产，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与产权制度的不同没有任何关系，与企业家是否敬业也没有关系。
第三，时尚的变化也产生不良资产。没有一个手机是打坏的，刚买完以后又有新样式换了。可以传彩信了，又可以照相了，等等，于是大家每年都换很多手机。你再看女孩子的衣服，今年流行红的、明年流行绿的，时尚产生新的消费，也制造不良资产。打开家里的橱柜一看，大部分衣服都是不良资产。在商场满足了消费欲望后，回来一挂，就完了。因为它永远不会穿，早晚是送给人的、扔掉的，都是不良资产了。
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美国、欧洲都是年年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因为技术进步、竞争、市场变化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有进步，有竞争，有品味变化，就必然导致社会不良资产的形成。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必要杜绝。在一定意义上，不良资产的大量产生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的加快，是好事情。我们把不良资产归结为体制的问题、产权的问题和人格的问题，实际上会导致社会中人人自危，直接扼杀创新和进步。
回到企业崩溃的话题，我们重组过许多危机企业，这些企业出现困难并不是由于体制问题，也不是企业家的个人人品问题。很多企业是私人企业，老板非常敬业，它的体制也很好，但是它还是崩溃了。企业崩溃是因为技术进步、市场竞争，是很正常的。
。。
银行管理技术超前发展不利于企业发展
范棣：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体制发展，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两面性：一方面是滞后发展，我指的是制度滞后发展；一方面是超前发展，我指的是银行技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银行贷款资产的五级分类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信贷风险监控体制，完全是和充分竞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