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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的广告宣传人员，在树立王效金形象上也是费尽心机，除了传统的媒体外，又开发了许多新途径。一是把王效金著的《总要比别人好一点》这本书，当作礼物放在古井的高档酒中，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看到王效金。另一个就是把王效金的头像激光印在古井贡酒的酒瓶上，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反复播放，既是一种防伪也是一种宣传，这种方式可以说在国内企业中是独一无二的。
王效金：首领古井窝案（4）
王效金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人是离不开皇帝的，在中国任何一个群体都要有一个“头”，他就是权力的象征。“我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的灵魂，把自己塑造成名人。名气越大你越好领导这个企业，人家服你啊。”
王效金对管理学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的《我是商人——经济随笔》中有一节写道：“古井的管理基本上是集权制管理，把权力集中在优秀分子手中，这种管理模式适应目前中国的国情，也适应古井。 ”这便是王效金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统治企业，要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的灵魂，不然下面的人就会失去被人领导的安全感。
王效金在上任之初，就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有一种“效忠精神”。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而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而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古井的发展，是为了每一个职工的发展。为此，王效金在2002年进行了著名的“铁篦梳理”，即集团的管理人员要用“铁篦子”梳理自己思想行动上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要梳到痛处、理到本质，梳理出内心深处的落后意识。
“铁篦梳理”所形成的震动，在古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些老同志至今提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比*还要厉害，不换脑筋就换人，批判不深就下岗，而结果就是，一些没有“梳理”好自己思想的人开始调职、离职。
一些古井的员工称，王效金几乎从来不下车间，也不和工人们接触，下面的员工对此意见很大。但他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而且到后来是谁也不敢提意见。
“集权管理”后来演变成“集权分配”。在古井改制时，当时亳州市政府共拿出亿元资金来奖励，但对于这项无须付出资金成本的奖励，古井集团内部对此的分配争议很大——管理层占了总数额的近一半，而且，在管理层的这一半中，副总以上的高层又占据了一半，依次类推，王效金独享1000万元。
“在公司有钱、国家有规定、政府有政策的情况下，他没有为职工谋福利，而管理层却肥得流油。 ”这是职工对王效金最大的不满。
王效金还常常拿自己与伟人相比。有一年到成都的“武侯祠”游览，一个人盯着他看了一个多小时，从进大门开始，就要给他看相。看相的说先生你的相值得一看，他就把自己的痣给他们看，说：“我和毛主席的痣长在一个位置上，是不是？”
深陷古井窝案
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效金提出：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反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商业贿赂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果将是严重的”。
不料，一个月后，王效金自己却成为反商业贿赂的调查对象。
据说，2007年有关部门找其他几位高管调查王效金，没想到这几位高管不仅把王效金的事情招了，也把自己的问题讲了。由此爆发了古井*窝案。
2008年2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效金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无期徒刑。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1年10月至2007年3月，王效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原材料采购、合股经营、企业收购、企业经营、资金拆借、广告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或承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507万元、美元67万余元、港币5万元。
王效金：首领古井窝案（5）
王效金最早的一次受贿是在1991年。为进一步打开古井市场并巩固与古井酒厂的业务关系，四川省君乐酒厂负责人李宗义往王效金的办公室送了5万元。在此后10余年内，李宗义多次送给王效金现金或以交易提成方式累计送给王效金66万元人民币、56万美元。
王效金被指控的最后一笔受贿时间是2007年3月，也就是其被纪检机关带走的前一个月。《财经界》杂志工作人员为了能得到王效金的关照，以便在古井集团承接一些广告，送给王效金2万元。
除王效金外，古井集团其他9名高管涉案。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中，“王给甘绍玉打招呼”“王安排郭新民给予关照”等文字多处出现。郭新民是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古井销售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甘绍玉是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被判15年；李运杰是古井集团原副总裁，被判15年。
在已查办的古井集团高管人员案件中，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嫌疑人不仅收受人民币，而且收受美元、港元、家用电器、贵重饰品等，受贿地点也从住宅转移到了办公室、宾馆等场所。有的受贿人收受多人所送钱物，有的行贿人向多名古井集团高管人员行贿，行贿受贿交织。
【案例分析】
王效金：又一桩创始人悲剧
王效金悲剧的背后，折射出大股东意志和创始人意志的严重分歧。
作为一家非常成功的地方企业（古井集团）的灵魂人物，王把这家无名的企业，由小到大，最后做成一家拥有数十亿资产的集团公司。
在这紧张刺激甚至夹杂着一些令人不快因素的成长过程之中，王的个人，也由一个政府的低级官员，转变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但是，与其他一拨下海经商，或大胜崛起或被无情淘汰的同行不一样，王并不仅仅安于成为一个出现在企业家高峰论坛或者是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人。58岁，身为安徽经济欠佳的亳州市市委常委的王效金一直身在商场、心在官场，为争取当上常务副市长，一直在运作很多事情。可以想象，在21世纪的企业领导者分心于与公司经营主业无关但是又极为考验智慧和手段的复杂事务，带来的必然是负面效果。
更加熟悉的情节还在后面。古井贡的企业改制问题一再成为这家公司和王效金吸引媒体关注的主题词。王效金早在2002年就开始寻求古井集团的改制之路，他试图采取的是“全体员工持股、管理层持大股”的办法。他计划让出60％的国有股对外出售给战略投资者，余下40％作为职工持股。在该方案中，古井集团准备以管理层与员工量化的工资节余基金、亳州市政府用于国有身份置换的股权、个人出资现金、直接股权奖励和期权奖励的股权等，共同出资设立一个持股公司。不过事件进展首先就引起了内部职工的很大意见。安徽省政府有关部门随后开始关注古井集团的改制问题。2004年9月，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特急文件，要求省内地市的国资部门对于国企产权转让情况自查。随后，古井集团制定的先期改制方案被有关部门否决，亳州市政府开始全面接手古井集团改制事宜。
领导人寻求官职以及谋求企业改制（姑且不讨论其动机），这样对于企业的正常运作，常常带来很多非正面的因素。实际上，古井贡近年来在王治理下也显得步履蹒跚，净利润从1997年最高的亿元年年下滑。其后上亿元的国债投资损失，再加上随之被曝光的涉及一亿多元的“偷税”风波，古井贡在证券市场上的地位已经节节下降。2005年，古井贡直接变成了*ST古井，古井贡股价也创下了元的低点。
而现在，当王效金在古井贡的未来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古井贡即将面临的是转售与一个和安徽以及古井贡毫无渊源关系的外资公司——其控股股东古井集团100％国有产权转让评标已结束，国际饮料控股有限公司（IBHL）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
其实，古井贡出售的背景，是古井集团多年来所进行的战略调整。古井集团旗下的酒店及旅游业如今已初具规模，此番王效金去职，代之的临时董事长，即是古井酒店集团董事长曹杰。因此，王效金悲剧的背后，也折射出大股东意志和创始人意志的严重分歧。
曾几何时，王曾被誉为“中国酒界第一人”，他在1989年以低价产品引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酒革命”。在最辉煌的时候，古井集团所交利税曾超过亳州市整个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今天，同业仍然肯定，他对酒的生产技术很有研究，在酒的生产和推广方面很有一套。
另外，王也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50岁后，他引入很多在当地罕见的管理思想和观念。他曾推出“批评与改造”的整风运动，试图在古井推行新的管理模式。他在企业组织机构、人事用工、薪酬、考核、营销战略上进行了调整。他还邀请当时白酒界颇具争议的职业经理人加盟，希望用空降兵的形式来改造古井集团的营销体系。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见效。
或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王效金悲剧的演化线路：一个地方企业家，有着良好的专业水平，一度具有灵活的生产和营销水平，但是面对新的竞争，先天不足的问题难以解决，后天又偏重于对官职的眷恋，夹杂着对于企业所有权的私心，最后导致企业的正常运营遭遇多重复合压力而走入低谷。
同时，接近退休之年的王效金，也遭遇到了“涉嫌违纪”的最后一击。
王效金式的悲剧会是最后一个吗？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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