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制权丧失后，韩国的各产业也受到威胁。
2002年，外国资本以“清仓价”控制了韩国半导体的44％，通信业的21％，并成为韩国最大企业现代汽车、现代电子、LG、三星电子的重要股东。
在金融控制权旁落后，韩国两大汽车集团一个在债务危机中消失，一个被外资所控股。“汉江奇迹”荡然无存。
此外，巴西、印尼、泰国、墨西哥等国也都是在失去金融控制权后陷入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
这引起了国务委员的深思。
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在金融开放后出现了金融风暴，这说明了哪些问题呢？
最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官员一直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快速开放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完全融合，这些压力是不是可能隐含别的企图呢？
国务委员想起了一年多前与美联储前理事弗雷德里克的一次闲谈。 。。
第三章 前车之鉴（2）
极力鼓吹金融自由化的弗雷德里克当时提醒他：
“尽管金融自由化值得追求，但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伴随一定的限制措施。可以肯定地说，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如果迈得太快，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中国政府很明智地至少在2006年以前没有屈服于这些压力。”
当时他并未意识到其中的深意，此刻他明白了。
凡是新兴市场国家大都被迫选择了金融自由化，凡是选择了金融自由化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陷入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这两个“凡是”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宿命”。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国务委员明白现代经济命脉已不是矿山和其他基础行业，而是金融。
一旦失去国家金融控制权，政府在控制资本外逃和保障居民存款安全方面将丧失能力，同时也有可能因国家缺乏抵押的国有资产而孤立无援。
我们正面临一场金融保卫战。
国务委员意识到，一个国家失去金融控制权意味着将陷入一种新的半殖民地状态，不仅仅是政治依附、主权缺失，也包括经济活动大多由外国人说了算，从而大大削弱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
他又想到一旦经济崩溃，中国国内民族资本很可能会不仅严重损失流动资本，而且所有存款都将失去效用。
如果当整个国家经济陷入极度困境时，恰好又为西方资本彻底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提供了机会。
阿根廷、巴西、印尼、泰国、墨西哥、韩国等国，都无一例外地陷入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无一例外。
全球化？这是怎样的全球化？国务委员思考着这个问题。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
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逐步丧失民族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国际资本会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
金融领域自由化目的何在呢？
国务委员知道答案，金融领域自由化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以其拥有的庞大资金量和高超的拉高、打低技巧，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牟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
都说金融自由化好，实际上呢？
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105个发展中国家采用美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等金融自由化的方法后，从1980年到2000年，GDP平均年增长只有％，经济基本陷于停滞。
国务委员冷笑起来，原来如此。
西方国家鼓吹的金融自由化等貌似规范的经济改革，实际上一招一式都是为配合西方利益而来。
国务委员深感不安，我国的金融实力和金融风险抵御能力目前都还处于薄弱而亟待加强的境况，此时对金融开放更应慎之又慎。
面对国际金融局面的复杂和不可预料，我国须高度重视保护自我金融主权和利益。
他自言自语：“这么多国家的例子已经让我们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不能再朝这条路上走！金融业开放要严防金融控制大权旁落！”
国务委员突然理解了狮城为何愿在中国的金融业花如此血本。
难道狮城敢……
他已联想到狮城神州50指数期货的政治意图，也预感到TEMA控股在神州50指数期货的可能做空的意图。
国务委员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和血腥味。
国务委员想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
2008年1月初，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已经升至1：。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前车之鉴（3）
2007年人民币升值幅度早已超过政府规定的7％的界限，比起人民币升值以前的1：的汇率，人民币总共升值了11％。
摩根士丹利公司甚至判断，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17％，远远超出了当时很多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专家、学者的预期。
可是还是有一些学者开始渲染：
强势人民币的时代已经来临。还曾有人撰文要求人民币应该升值50％。也就是说，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
国务委员知道，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是可能的，但是这是漫长的路途。
任何一次性升值到位的做法都是自杀。
从道理上说，“毕其功于一役”是解决人民币汇率的最快的办法。
一次性升值到位，不给海外热钱赚钱机会。
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这势必要把中国出口企业抛到火山口上，大量出口企业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导致出口受阻，海外市场也会因中国商品价格缺乏竞争力，被其他国家瓜分侵占。
这样的傻事，我们不能干。
可是这样的一次性升值到位理论，总有一些经济学家在鼓吹。
国务委员不明白，难道这些经济学家不知道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吗？
一旦如此，便会造成出口企业倒闭，而合资或外资企业也会纷纷撤出中国，将企业转移到像越南、墨西哥、巴西、印度、甚至非洲这样劳动力资源更便宜、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去。
中国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七十是依赖外贸出口取得的，人民币一旦一次升值到位，中国经济就会出现日本上世纪十年经济停滞的局面。
中国经济不要说停滞十年，就是停滞三年五载，其结果都不堪设想。
没有经济增长，每年将无法解决1000万人的就业，假设百分之二十的外资企业移出中国，每年至少会增加6000万的失业人员。
真要有数千万的无业人口成为城市游民，政府又能拿出多少钱来救济？
而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积聚的巨额外汇储备也将缩水得一塌糊涂。
目前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升值50％后，也就剩下7000亿。
这可好，“学习雷锋好榜样”，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倒像“春天般的温暖”，中国人民十年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的血汗钱，反而捐献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了。
国务委员无法容忍这样的事发生。
国务委员想到更深的层面，中国的出口创汇，更多的是靠我们的低工资、低成本的劳动力换来的。
大量的农民工还缺少保障。
大量的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没有好的工作环境，好的劳动保护，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健康。
一句话，用透支的社会保障换来了出口的增长。
国务委员对适当降低发展经济速度，改善社会保障的做法是十分赞同的。
盲目追求GDP的增加、表面上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增加，也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要让老百姓真正改善社会保障，才是正途。
要让老百姓真正改善社会保障，才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国务委员的思路又回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
人民币到底如何升值，既是考验中国政府大智慧的难题，也是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焦点。
人民币一次性升值不可行，那就只有慢慢升。
可慢慢地升值也非万全之策。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慢慢升值，有钱谁不愿意赚呢？
金融投机的热钱肯定会滚滚而来，热钱进入中国，外汇储备增多，人民币也会水涨船高。就算中国经济增长得快，可再快，恐怕也赶不上热钱流进来得快。
GDP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热钱没准儿一个月就能增加百分之十。
如果这样一来，我们的央行发行再多的银行票据对冲，也无法减缓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量的增加。
实物商品的增加赶不上货币商品的增加，再傻的主也明白，通货膨胀了！
如果美国成功转嫁危机，中国的危险系数很大。
也许是长期的经济建设成就，淡化了国民的危机意识，就连不少干部也没有意识到可能到来的危机。
因为目前，中国基本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谈不上防范。
如果现在防范，还不算太晚。
千头万绪，从哪里开始？
国务委员想，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综合性的问题，也许问题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可以解决的，西医有西医的科学，中医有中医的妙处，中西医结合可能更好些。
国务委员想，我可不是理论家，我只看疗效不看广告。
谁也别和我提他是哪位国际大师的高徒。
有些国际大师的高徒搞出的很多措施出台后，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郁闷感觉。
我们不要头痛医头、脚痛看脚的临时措施。
老子不相马，老子赛马，谁的办法灵，用谁的！
看准了先做起来：成立一个监管汇率的部门，加大对汇率的控制和监管。
我们还需要做很多踏实的工作。
头痛医头，脚痛看脚是不解决问题的，要从深层次多角度地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他想起毛主席说过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