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散布，其原因就在于相关管理部门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对垃圾焚化的一系列新技术一无所知，对屏蔽保护技术，对有毒排出物的监测技术等等仍旧是一片空白，毫无所知。
1994年9月，环境厅宣布加强对工业废物处理点的管理规章。目前的管理条例自1977年建立以来，一直未做任何修改，90年代出现的化学物质基本上都未被包括在内。而废物处理点也只是在地上挖的坑，仍然几乎处于无任何防护措施的状态，没有屏蔽设施，也缺乏任何过滤处理。缺乏对浸出水体的处理装置，任由废油和致癌有毒物质对周边地区造成污染。被报道的这类缺乏防护措施的废物处理点有1400多个，占全日本工业废物处理点的一大半。此外，仍然有成千上万未报道的处理点。环境厅所谓的“加强的管理规章”是什么？只是历时几年，对20个处理点进行的调查。
适宜于筑坝的土地
失控的洪水猛兽般的废物污染问题也是日本一直引以为豪的教育体系的一个不良的副产品。日本学生不仅要死记硬背学校所灌输的庞杂事实，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还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个驯服而勤奋的员工。许多有关日本的著作中，对此教育体系非常惊讶甚至嫉妒。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注意到了教育“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这一栏，却完全忽视了“负债”部分。
负债部分中实则暗藏危机。在只求制造业成功的国家优先级名单上，与产业相比处于低优先级水平的内容，如“环境意识”等，在日本的课程里根本就不会出现，最好的例子就是“垃圾问题”。结果怎样？住在京都的一个美国人，《京都向导》（Kyoto City Guide）的作者梅森·弗洛伦斯（Mason Florence）写道：“在我成长的地方美国，乱扔垃圾，会遭到抗议的警告。你随手把香烟盒或空罐扔出窗口，立刻你旁边的一个家伙或一个女孩就会叫到‘嘿，干什么呢？’”但在日本，情况完全不同。被扔弃的空瓶、旧冰箱、空调、报废的汽车和破烂的塑料袋、尼龙袋沿着乡间的道路纠结成了垃圾丛林线。塑料瓶在海滩上四处散布。正如梅森所说：“开车穿过北山（位于京都北部），垃圾随处可见，这在诸如克罗拉多等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是在克罗拉多，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这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简而言之，日本企业之所以肆意排放有害废物，正是从人人都乱扔垃圾开始的。致力于培养驯服而勤奋的员工为目标的学校，根本没有将培育“珍惜自然，保护环境”之心列入教育内容。现在，日本不得不为此支付账单，付出代价。
日本学校一点一滴地向孩子们灌输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一座大坝都是伟大的，每一条新筑的道路都会成为通向幸福未来的坦途。简而言之，教育系统将日本锁定在永远“行进在发展途中之国家”的形象。当美国的国内事务部决定拆除缅因州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爱德华兹（Edwards）大坝时，教堂钟声长鸣，成千上万的人们为自已家乡的河流能够重新赢得自由而欢呼雀跃。在日本，截然相反。地方团体仍在挥舞彩旗，敲锣打鼓，继续为又一个土木建设项目完工而建立的所谓“新里程碑”而欢呼宣传，这种反应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居住的小城——龟冈市，有自己的城刊，取名为《丹之街》。掀开赫然印刷着“欢迎到日吉大坝来！”的封面，看到的是被混凝土覆盖平坦化了的山坡地的大量照片，了解到的是日吉大坝是一个“多功能”大坝，不仅用于洪水防控，而且是一个观光中心和公众的一个学习地和游玩地。“我们希望它能为活跃和提高当地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不仅服务于家乡日吉町，并能将积极影响有效地辐射到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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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6）
诸如日吉坝这样的大坝，正是日本的孩子们去学习和游玩的场所，它们必然对文化做出贡献。的确，它们迅速地成为一种文化，同产业界、学校和法院一起，成为一个功能一致、紧密联系的整体，最终成为国家所控制和拥有的具绝对优势的强大武器。在同志社大学进行环境研究教育的艾伦·斯托珀斯（Allan Stoopes）告诉我，他的学生想投稿给那些由“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所创办的期刊杂志，但是却不敢，因为怕学校和公司知道后，会对他们日后的求职活动不利。那些为水俣病和骨痛病的诉讼坚持不懈抗争四十多年的市民团体，的确应该被称作“真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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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泡沫经济：追忆繁荣岁月（1）
纵览日本山川的现状，便能清楚看到，自动操作系统会带来多么危险而极端的问题。我想以此为基础，考察一下1990年以来持续至今的金融萧条，也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的崩溃。
由于股价、地价暴跌，高达1000万亿日元的资产居然化为乌有。市场若长此以往，持续低迷下去，还将导致300万亿日元流失。
让如此庞大的资产流失，这绝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暂时遇挫这样的细小问题。这种损失只是在经历战争或帝国灭亡时才会遭受。纵观世界历史，如此例子也是屈指可数。日本究竟怎么会陷入这样让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呢？要了解这一原因，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走向巅峰时的情形吧。
尾上缝之传奇
尾上缝是大阪高级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娘。
1987年末，每到下午，尾上缝的宅邸前就停满了黑色豪华轿车。当时，附近的人们对此也并未十分留意。从轿车上下来的人身着黑色西服，手提公文包，进入宅邸，时常是不到凌晨两三点不会出来。左邻右舍后来才知道，这些西装笔挺的宾客并非冲着珍馐佳肴而来，而是为了向尾上家那个神秘之物表示敬意。这个神秘宝贝就是尾上缝视若珍宝的陶瓷摆设——蟾蜍，这正是80年代操纵日本股市的最大黑幕。
蟾蜍被视为具有灵异功能的生物，与日本神话中的狸、狐狸一样，会使妖术，尤其是与金钱有关的妖术。据说它还能化身为妖姬，精通中国和印度的古代魔法。
说起日本兴业银行，它曾是一流的金融机构，而兴师动众地供奉尾上缝的“蟾蜍”的也正是它。兴业银行东京总行的部长、课长们甚至特地坐###前往大阪，参加蟾蜍的供奉仪式。他们与山一证券等证券界精英一起，参加尾上缝宅邸里的深夜参拜诵经仪式。
按照仪式程序，首先轻抚蟾蜍的头，接着到摆放在庭院里的各种佛像前念诵祈愿，最后，尾上缝坐在蟾蜍的前面，入定，然后晓谕买进哪只股票，卖出哪只股票。东京的股票市场便随着这一“神谕”而波动。在90年其巅峰期，尾上缝的蟾蜍以金融产品的形式操纵着1万多亿日元，她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个人投资家。
而且，就尾上缝个人而言，她从银行获得的融资额度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尾上缝说：“钱进了蟾蜍之口。”尾上缝似乎大量使用了中国和印度的妖术，她从1986年获得的仅有一点融资起家，转眼功夫就建起了庞大的金融帝国。纵观历史，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积累起那样的巨额财富，这样的人绝无仅有。
1991年，兴业银行放贷2 400亿日元，让尾上缝购买兴业银行债券，另外有29家银行和金融机构也给予其融资，总金额高达近28 000亿日元。纵然是产油国的操纵者、世界首富文莱国王，当时的总资产也就是3 500亿日元左右，两相比较，足以见得尾上缝负债规模是如何庞大。
尾上缝赶上了80年代所谓“泡沫经济”的景气时代。当时，日本的股价、地价偏离规律，被一路推至令人咋舌的高价位。日本经济规模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但90年代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总额却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拿不动产来说，据说皇居的地价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要高。
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平均指数近10年来持续上扬，1989年冬季平均估价终于突破了39 000日元大关。在这一时期，股价市盈率高达80倍（当时，美国、英国、香港的市盈率为25—30倍）。大藏省预测：平均股价不久将升至6万—8万日元。日本举国欢腾：这是日本独特金融体系的胜利——外国金融体系一般以现金流为基础，而日本却以资产评估额为基础。
然而，一转眼功夫，股市开始狂跌。从1990年1月起，股价开始下滑。之后的2年中，竟下跌了60％之多，不仅跌幅大，此后也迟迟没有恢复。此后11年，股价至今仍未恢复，一直在1万日元关口附近徘徊。不管银行职员们怎样努力，“蟾蜍”的庇佑如何，尾上缝的帝国土崩瓦解了，她于1991年8月被逮捕。警方抄家后查明，初期作为贷款担保的存款证明是由和蔼可亲的银行分行长等人伪造的。尾上缝的破产招致债权人近2700亿日元的损失，引起2家银行倒闭，日本兴业银行总裁被迫辞职。之后，兴业银行自己也不得不被别的银行收购，以维持生存。被大众传媒称作“泡沫女王”的尾上缝，与银行经营者们一同锒铛入狱。
股价暴跌的同时，地价也随之下跌。1991年以来地价每年不断下滑，现在，只剩泡沫经济时期的约五分之一。除土地外的投机资产也发生贬值，跌幅尤其显著的是高尔夫球场的会员权了。鼎盛时期会员权高达1亿多日元，而现在却以不足当时10％的价格变卖。由于必须偿还会员几万亿日元的预交款，许多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商濒临破产边缘。
怎么可能？
由于反复发放巨额贷款给尾上缝这种猎购股票和土地的投资高手，银行因不良债权的重压而喘不过气来。大藏省多年来一直声称不良债权总额为35亿日元，到99年才勉强承认该数额超过77万亿。但分析师们普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