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 第4部分

　　　　1978～2012年城镇化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的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从而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也就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了工业，工业化的提升直接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率的提升。当然，这种改革开放也表现在制度红利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提高了农业产业率，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培养出了多元的市场主体，推动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从而释放出更多的活力，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当时中国能够吸引世界产业转移有三大主要原因。一是世界产业进入到转移阶段，尤其是当时中国先开放的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港澳恰进入亟须产业转移时期，这直接推动了珠三角率先成为制造业基地。二是人为政策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给中国储备了数量惊人、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开闸放水时，这种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就凸显出来了。三是中国实行了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导致土地这一基本要素成本低廉。这三大要素使得中国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优势非常明显，吸引了大量的制造业进入中国，从而拉动了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当时出现了富士康这种吸引百万以上农民工就业的企业，也出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沿海城市打工的景象。

　　　　城镇化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正是因为工业、服务业的生产力远远高过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收入也远远高过农业。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大概在3。2∶1，基本符合城市主体产业和农业这一产业生产率的对比。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农民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十元，而在工厂上班，采取计件工资，一个月能拿几百元。这种巨大的收入差，直接推动了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进入到工业，以及以后进入服务业。进城高峰期，四川有2000多万人，湖南有1000多万人离开本省去外省打工，这些人大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这三大区域。

　　　　这种工业化推动的人口迁徙，第一拨往往是以男性为主的青壮年劳动力，紧跟着是青壮年妇女，而后出现了拖家带口进入城市的现象，大量增加了城市人口。而这些农民变成工人后，其收入的增长也推动了消费的增加，这直接推动了中国轻工业的大发展，海尔、长虹等企业就是这波消费潮的受益者。反过来，工业的进一步扩张也进一步拉动农民进入城市，提升了城镇化率。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服务业也随之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拉动人口向城里聚焦，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滚雪球的效应。这种效应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率在这34年间爆炸式增长，最终也使得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

　　　　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1978年是17。9％，2000年达到35％，2012年达到52。6％，全国城市总数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了2012年的658个。相应的，城市人口从1980年的2亿人，上升到现在的7亿人，新增了近5亿。

　　　　改革开放中这种以速度为主导的城镇化，我将其定义为1。0版本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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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页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打造中国城镇化升级版
　　　　第一章新型城镇化——打造中国城镇化升级版

　　　　1。0版城镇化的成就和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1。0版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人口迁徙，1。0版城镇化速度迅猛，也带来了质量不高的现状，出现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的局面。为此，到现阶段很有必要打造中国城镇化的升级版——2。0版，也就是新型城镇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要讨论城镇化如何升级到新型城镇化，首先有必要对上一阶段的1。0版城镇化的成败得失予以梳理。

　　　　我们先来看1。0版城镇化的成就。

　　　　第一，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78—2012年的34年间，城镇化率提高了34。7％，年均提高了1个百分点。其中2000—2011年城镇化率从36。22％提高到51。27％，年均提高近1。35个百分点，与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了。城镇人口总量从4。6亿增加到6。9亿，超过乡村人口，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着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果。30多年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人，既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城镇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进入城镇工作的人通过努力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收入水平，使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79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到了26959元。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第二，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城镇化推动了城镇空间布局的调整。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所占国土面积不到4％，却聚集了全国人口的18％，创造了约40％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2010版）指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中国城镇化的规模都已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城镇人口总量为美国人口总数的2倍，比欧盟27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出1/4。城市数量也快速增加，1978—2012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了658个，其中中小城市占了总数的76。1％，建制镇有19410个，到2010年，全国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了125个。

　　　　第三，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功能明显增强。城镇建设投资大幅增加，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用水普及率从2000年的63。9％提高到了2009年的96。1％，燃气普及率从44。6％提高到了91。4％。“十一五”期间，城市道路长度从24。7万千米增加到了29万千米，城市公交专用道从无到有，建成投产3726千米。城市污水处理率从52％提高到了82。3％，人均住房面积从26。1平方米提高到了31。6平方米。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扩大了城市人口容量，提高了城市现代化水平。①

　　　　第四，体制改革取得进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迈出重大步伐。户籍制度改革取得较大进展，2000年，国家全面放开了县以下城镇户籍，2012年，全面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也在进行积极探索。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歧视性政策逐步取消，在城镇享受的公共服务得到明显改善。城乡用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大幅提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整治试点稳步推进，明确了农民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和用益物权。各地在户籍制度、用地制度以及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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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用30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时间才走过的城镇化历程，可以说成就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首先，城镇化质量不高，人口城镇化不彻底。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6％，但非农业户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5％，两者相差近17个百分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虽然居住在城镇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他们在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方面和城镇户籍居民仍有较大差距，尚未真正融入城镇社会。让这么大一个基数的群体在短时间内处于不公平的二元结构之下也许可以给经济带来活力，因为差距会激发大家的活力。但长期的不公平，一定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1。0版城镇化存在的半城市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其次，城市发展方式粗放，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城市发展重面积扩张、资源投入，轻内部挖潜、结构调整和优化管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城市发展重城镇形象，轻人口转移，一些城市超越发展阶段，脱离现实国情，大量资源用于形象工程；城市发展还重新城建设和高档地产开发，轻老城区和外来人口集聚区等的改造，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不当等问题。这些都对城市治理能力形成了新的挑战，也对城市政府在规划、基础设施投入、管理以及运营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2012年底发生的全国大面积雾霾天气已经给1。0版的城镇化敲响了警钟。

　　　　再次，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乡用地不集约。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不高，目前城市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超过了国家规定的80～120平方米的标准。2000—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45％，而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45。9％，城镇建成区用地扩张速度要快于其吸纳人口的速度。乡村建设用地更不集约，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2000—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了1。37亿，但村庄用地却从2。17亿亩上升为2。21亿亩。①这种粗放型发展明显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未来必定缺乏可持续性。

　　　　最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城市之间、城镇之间资源分配机会不均。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60％、45。4％和41。4％，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明显滞后。城市间公共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