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就是还要会做事，要办事圆融，这样才能把事做成。
巨大的挫折像一个熔炉，使得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就是道家。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一个“柔”字。道家的重要命题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是“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法家之弊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导行为的本质就是要处理“人”与“我”的关系。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一个“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的人，其领导行为一定是自我的、尖刻的、排斥的、抗拒的、敌对的、盛气凌人的。这样的领导行为是无法得到别人心甘情愿的追随与合作的。曾国藩的“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正是对过去过分自我的超越。一个“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的人，其领导行为往往是开放的、吸收的、包容的、谦和的、合作的、超越自我的。这样一来才能汇集与吸收各方面的能量，最终成就一个全新的大我。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提出了一系列为人的基本原则，如“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凡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舍己从人，大贤之量”、“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等。
领导行为的失败，往往是由于自我导致的。当一个人走出自我的藩篱时，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能让人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更好地处理好“人”与“我”的关系，也就能够“行得通”。这就是领导力达到真正成熟境界的最终表现。
导语（10）
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曾国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态。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耐烦，是一种从容，是一种恬淡，是一种灵活，是一种弹性，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更高的人生智慧。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其实曾国藩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
对于领导者来说，光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光有对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既需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关注现实，也要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平衡，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四
内圣外王：本土领导力的典型案例
曾国藩的领导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所体现的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曾国藩同时代的薛福成在分析曾国藩成功的原因时说，“‘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而“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民国时期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哲敷在评价曾国藩时也说：“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学者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序》中也认为，曾国藩一生成就，其得力之处，在于“强毅”与“谦谨”：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
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源者矣。
谦恕也好，勤恒也好，强毅也好，谦谨也好，都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品德修养的工夫。借用萧一山先生的话说：勤恒、强毅为“刚”，表示“求善固执”
的求是精神，代表自强不息；谦恕、谦谨为“虚”，表示“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代表厚德载物。二者合一，乃得刚柔互济之效，这又是中庸的道理。由此可见，曾国藩领导力的大本大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
导语（11）
民国时期曾留学哈佛、牛津，被学者誉为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
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
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风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
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米︴花︴在︴线︴书︴库︴ ；。。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层资格：有“圣”
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曾国藩“兼具圣王双层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这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的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从曾国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曾国藩看作一个本土领导力的最典型的案例，借以体悟本土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曾国藩的领导力，可以用“仰之弥高”来形容。任何一本书，都无法涵盖曾国藩思想的全部。本书从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大量关于领导力的要诀中，选取了其中的十二个字：“重”、“耐”、“浑”、“明”、“辣”、“慎”、“勤”、“实”、“暇”、“裕”、“恕”、“强”，并结合曾国藩的事例及现代管理实践，揭示其对于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行为的启发意义。这十二个字，其实就是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遵循的十二条纲目、十二条基本的原则。
“重”，厚重、稳重。吕坤在《呻吟语》中曾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重”反映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
导语（12）
“耐”，耐烦、耐心。曾国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对于领导者来说，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耐烦是领导者的必修之课。
“浑”，浑含、浑厚。精明是领导者的第一层境界，浑厚则是领导者的第二层境界。用曾国藩的话说，“精明亦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
“浑”是一种包容的境界。
“明”，明白、清醒。曾国藩说：“办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对于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成败具有根本的价值。优秀的领导者，是高明与精明的集合体。
“辣”，泼辣、果断。眼明还要手辣，“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