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在线阅读-第13部分-3D电子书

　　

历史上的教训（1）
阳光之下，再无新事。
　　当我们对“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大加热议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尖锐的新问题，然而假如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样的故事不仅毫无新意，甚至还有着深刻的教训。
　　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曾经有过这样专门的一节，题目叫做“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内容描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民族工业也因此呈现出繁荣的面貌。
　　可以说，这样的论述是历史课本中少有的准确言论，事实上，从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倍。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然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盛行一时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质疑，而就在此时，实行“统制经济”的纳粹德国，却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崛起，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也通过两次“五年计划”，一举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强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的思潮便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决策层中，以蒋介石、宋子文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样对“国有化经济”情有独钟。
　　于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内忧外患之中，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把国营企业的发展放在了首位。在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而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借此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略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的时候，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最终确定。
　　非常时期，在国家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并无不可，然而在这种趋势下所出现的种种侵吞行为，却成为了摧毁当时中国经济的最终祸患。
　　当国家资本进入到诸如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的时候，一批以政府为背景依托的权贵官僚资本，则借助了国有化的东风迅速崛起，凭借着体制带来的优势，将许多优质的民营企业趁机纳为私有。
　　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融垄断、通货膨胀、物资管制等负面因素又随之而生，使得本来具有美好前景的民营企业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变得日益凋敝，在金融业只对国营企业开放的条件下，这些民营企业举贷无门，不得不以高昂的利息去借高利贷，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使得到手的资金迅速缩水，好不容易将企业发展的资金筹集完备，在物资管制的压力面前又顿时束手无策，就这样，民营企业在国营与权贵资本的双重挤压之下开始变得萎缩。
　　在抗战胜利之后，大批日伪产业的被接受，更使得国营资本变得空前膨胀，到1948年的时候，民营工业资本缩水到仅为战前的，而国家及官僚资本则增至战前的倍。
　　在这场浩劫之后，大批的民营工厂纷纷倒闭，以至工人大批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货膨胀最终失去控制，导致了最后的大败局。

历史上的教训（2）
在过去的总结中，我们在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军事因素的同时，往往也会捎带批评一下经济上的因素，现在我们看来，与其含糊其辞，不如说是这种权贵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侵吞，才是一切败局的总源头。
　　及至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在痛定思痛之后，将“国营经济民营化”作为新的发展方针，由此才带来了台湾经济在七十年代所出现的腾飞。
　　回忆这样的往事，意义并不在于史案钩沉，找出更多的猛料，而是在今日“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以史为鉴，为我们的论述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美国的企业接管与国进民退，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以中国的政治传统，每当政府想要做一点有悖常理的事情时，总会引经据典，从过往中寻找理论依据。这一次的“国进民退”也同样不能例外。
　　在一部分学者看来，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政府接管企业的行为，而且无论是数量还是力度都丝毫不逊色，因此看来，这一次的国有化运动并非无例可循，是有着发达国家的案例作为依据的。
　　可以说，大凡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是只看其一，不看其二；要么则是别用有心，专门寻章摘句意图献谄，前一种人是天生糊涂，后一种人则是毫无公心可言的“宠物学者”。
　　那么，这里说到的“发达国家接管企业”，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真如这部分人所说，不仅数量大，而且同样颇有力度，只不过，在发达国家中，由政府接管企业和我们所说的“国进民退”根本不是一回事。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与西欧国家的政府接管行为，其实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危机处理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当企业陷入困境难以为继的时候，或是出于战争等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才会将其“全资国有”或是实质性地控股，这种接管的性质是拯救或应急，而非政府通过侵吞优质资产来发财。
　　在上个世纪，出于紧急需要，美国曾经有过多次这种大施拯救的行为。比如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7年，为了保证战争运输的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强行接管了美国的铁路公司，并由政府来对其进行经营。在一战结束两年之后，政府开始了补偿铁路公司投资者与股东的损失计划，同时重新将这些公司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让民间资本实现自我经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二战期间，出于战时紧急状态、为了确保军事供应方面的安全，美国政府将几十家私人铁路公司、煤矿、杂货零售公司接管下来，在战后重新归还。
　　即使是这种性质的接管，民众也是报以反感态度的。
　　比如，在1952年的韩战时期，美国若干家私人钢铁公司威胁政府，准备进行全面*，将战时钢铁供应断绝，在这样的压力下，杜鲁门总统宣布将88家私人钢铁公司列入政府接管的名单，以保证战争能够不受影响。
　　然而，令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钢铁公司的股东集体起诉政府，指控总统命令违背宪法，最后官司甚至打到最高法院，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总统越权违宪，判决将这些钢铁公司归还给私人股东。
　　从这些例子，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府接管、政府控股的事件中不难看出，美国的政府的接管行为、控股行为的目的，绝不是由政府长期经营企业，也绝非争夺社会优质资产，更不是由政府来获取利润，只是为了解决危机与保证特殊时期的国度。
　　正因为如此，这种由特定时期特定时机而引发的政府行为，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国进民退”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机制，它不是对民间资本的排斥，更不是将民间资本强取豪夺为政府财产的国有化，而是一种辅助性的援助措施、或是一种着眼于大局的调控方案，可以说，这种政府行为，是基于维护公众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绝非对市场经济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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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垄断下破灭的欲望
当自由经济彻底打破了物物交换的模式之后，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困扰千年的问题，这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所谓的无限欲望，是基于社会资源共享所产生的不满心态。如果一个人所处社会的资源业已枯竭，所有社会成员都以一穷二白的状态生活着，那么他必定会感到满足，因为不存在任何资源，自然也就谈不上与他人分享。
　　而另一个人则处于资源与财富极其丰富的富庶社会中，尽管物质生活相当优裕，他甚至可能占有较多的份额，但看到其他人也在均沾资源，自己并没有掌握全部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态，认为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
　　欲求不满，是永无止境的。占有少数资源时，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占有多数资源时，希望占有全部资源。所谓的适可而止，满足个人的最大效用，只有抱有这样的经济观念，才能够遏制无尽的欲望，停止对利益的争夺。
　　以适可而止的主观心态为依托，在客观上由国家出面，大力弘扬淳朴节俭的社会风气，由统治者来做出表率，消除逐利思想对于人心的蛊惑，将民间风气导向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持在国家手中。然而，当国家成为了专事利己的经济主体，将社会资源经营权收归国有，成为了利润集中点的时候，这种对于国家的期望就此破灭了。
　　当国家开始着力于与民夺利的时候，拥有强势权力的国家很快便占有了绝对优势的资源，变得富裕起来，
　　国家对资源的过度占有，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心态，更刺激了其抢夺资源的欲望。
　　在国家垄断经济社会中那些宝贵的资源之前，民众对于资源的控制是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的，这就是说——尽管单个民众对于资源的占有并不高，但资源对于民众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取之用之，无非是因为受个人的力量限制，无法实现规模化的开发而已。
　　但当国家实行行业垄断甚至禁入政策之后，民众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其对资源的开发被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严格加以禁止，从而对其在心理上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民众掌控的资源再少，终究是可以按照自身意愿来进行。把全社会的财富资源集中起来，却严禁民众再染指其间，将这种前后的反差进行对比，一种不满的情绪立即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正常的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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