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叹。
用纸币来替代金属货币，是金融化途径上的一大步，因为假如我们对货币的本质有一定的了解，就会对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认识。其实，通常被我们看做“钱”的货币，也是金融证券的一种。因为它既是用于交换的通货，又是跨空间、跨时间的价值储备与价值载体，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也能够让人们将眼前的价值储存起来，在未来需要的时候换回相应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是一种可以在空间与时间上实现价值交换的金融契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金融票据。可以说，货币的发明与发展，对于金融化来说，实在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尽管如此，货币仍然有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是质量更轻，面额更大的货币，在进行大宗商品的交易时，还是无法彻底解决携带与储藏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票、汇票等金融票据就随之而生了，无论行走到哪里，只要手持授信机构给予的票据，便能够在异地实现通存通兑。类似于这样的金融技术，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将未来资本变现的能力。
然而，当中国的金融化进程行进到这一步时，也就随之停滞了下来。这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创新只停留在了货币阶段，和其他国家提到“金融”总是能联想到股票、债券、其他证券市场不同的是，在中国提到“金融”时，我们能联想到的话题就只有货币和货币政策了。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货币一类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发展，类似证券、债务一类的金融技术，却绝少在中国的经济史上发生，正是这种情势的存在，才使得直至今日，类似于证券或者金融契约的技术都没有真正地发达起来。
在这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假体的理财投资组合方式。
根据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对50个大中城市假体的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家庭中，共有的流动资产投资在银行储蓄账户上，有集中在股票上，集中在国债上，在各类保险上。尽管今年来这一比率有所变化，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储蓄率超高的这一现实。
比起中国家庭，美国家庭的理财投资组合方式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来。
根据调查显示，美国家庭有的流动资产投资在银行储蓄账户上，有①集中在股票上！另外有是债券比例，在各类保险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两国之间，中国民众的资产结构还停留在储存货币的阶段，而美国民众的资产结构则倾向于股权型投资，这种差别的存在，固然与金融的总体发展水平有关，但是假如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欠缺有关。
中国自从在90年代初期试行股市之后，其颠沛与疯狂程度，就使得其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资本市场，而与其大概同期出现的债券市场，本来有希望接替这一重任，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特定的时机，使得这一市场的命运也呈现出一波三折的面貌，更是无缘于现代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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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退离场的教父（1）
说到这里，发生在十几年前中国金融市场中的一桩故事，就很能反映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绝不是由某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偶然，相反，这桩故事的起因、过程、结果、乃至最后的影响，都衬托出当时中国在金融业上的曲折与无奈。
管金生，这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名字，如果说现在的中国股市存在巨头的话，那么他一定要算是这些巨头的鼻祖，而他所统属的万国证券，早在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时，就以三大券商之一的身份成为了中国证券市场中最早的参与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由万国证券一手操办；深沪两地的异地交易也源自万国首开。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万国是中国股市的缔造者也丝毫不为过，在一段时间内，万国证券甚至持有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交易量和几乎全部的B股交易量。
正因为如此，管金生也由此获得了一个颇有另类色彩的称呼——中国证券教父。其对证券市场的策动与影响，尽在这个称呼中显露无疑。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一场暴风雨却在1995年降临在这位“证券教父”的头上，引来这场暴风雨的不是别人，正是管一手为之。而这场暴风雨的契机，则发端于国债市场。
按照我们的分析，国债是一种一种非常理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形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拥有最低的风险度与稳定的收益率，其成本之低，流动性之强，可信度之高，堪称名副其实的“金边债券“。
然而，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的政府行政摊派，使得中国民众对于国债这种投资产品，并非报以热烈欢迎，而是持以观望甚至抗拒的冷漠态度，这就使得中国的国债市场始终萎靡不振。到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已经大大跌破其票面价值，一张百元面值的5年期券，其市场价格只有80余元，于是，在当时这种大环境下，中国在1992年开始尝试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而这也是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
这一招果然见效，政府开始不再为出售国债而发愁，而市场上的期货贸易也由此变得异常火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昭示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而暴风雨的到来，则起自于当年的一笔尴尬的三年期国债。
之所以说它尴尬，是因为一方面，这期代号为“327”的国债将会在95年6月到期，其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贴补率，可以让持有者的每百元债券到期兑付132元；比起证券市场的起伏难定，这样的回报率不可谓不稳定。另一方面，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就高达，加上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又一下子将“327”国债摆在了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上。
基于这样的情况，市场上的普遍看法是是，327国债的回报率实在是过低，正因为如此，从95年2月份起，市场上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财政部将会再次提高保值补贴率，让327国债在6月份到期的时候能够以148元进行兑付。
面对这样如潮汹涌的传闻，当时的业界存在着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后来成为“涌金系”领军人物的魏东坚持认为传闻属实，其依据就是当时的通货膨胀已成难以抑制之势，保值补贴也一定会继续，因此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水涨船高。
而以管金生为代表的另外一派则认为，在当前投资过热的经济大环境下，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就是治理由投资过热所引发的通货膨胀，而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政府也不愿意、不必要这样白白支付巨额的利息，从而让财政压力变得更大。。 最好的txt下载网
清退离场的教父（2）
于是，在管金生的判断之下，万国证券、以及辽宁国发集团等大券商开始大量抛售327国债，以多轮做空的手法来操控资本；反过来，几乎全部的散户、中小机构都开始追随着中国经济开发信托公司疯狂买入，这种商场上的买卖双方，实则已经势同水火，成为了互相仇视的对手与敌人。
当资本场上的资金严重分流，彼此开始对冲的时候，买与卖就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行为，原本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对形势估计的不同意见，最终就演变成了市场上激烈的资金博弈。
然而，尽管此时的博弈双方都已经没有了退路，然而更为被动的却是管金生，因为这一次他押错了宝——在2月23日，财政部突然宣布提高保值补贴，而这也就意味着，“327”国债将会以元的价格进行兑付。在此之前，“327”国债的价格每涨跌一元，在万国的账面上就会有高达4亿元的盈亏浮动。正因为如此，对于万国证券来说，此战关乎其命运兴亡，无论如何都不能输，而对于管金生这样一个身膺“证券教父”盛名的风云人物来说，就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输。然而可惜的是，暴风雨最终还是来了。
当消息一经公布，“327”国债的市场价格就开始了激增，大批散户与中小机构，纷纷开始集体买入。相反，管金生的万国证券手中，却掌握了大笔的“327”国债期货合同，而这也就意味着，每当有新一轮的买单进入，都会带来市场价的上涨，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价格每上涨一元，都将会让管的万国赔进十多亿元之巨，在1995年的时候，这一数字代表的内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陷入了绝境的管金生终于开始了反击，在他的命令之下，万国证券为了将价格重新打落，从当天开盘开始，在市场上不断挂出卖单，力促“327”国债价格的下挫；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开发信托公司的引领下，做多方也放出大量买单，力图填平万国的努力，双方在150元的价位左右，反复展开拉锯战，上百万的大单频频出现。在事后，曾有专家评论道：“这样激烈的价格绞杀，其程度甚至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②”
大概是为这样的惨烈局面所震撼，或是出于为保全自身而作的考虑，在这场大战的紧要关头，管金生的同盟者，一直在327国债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突然倒戈一击，倾其全力来改做多头，就这样，空头联盟的阵容中，一下子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辽宁国发集团的临阵倒戈，使得327国债在一分钟内上涨了2元，在十分钟后就上涨了元，按照万国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了交割日期进行交割，它就必须要拿出高达60个亿的资金。
毋庸置疑的是，尽管在证券市场上浸淫多年，在管金生的经营下，也成功地从市场上获利颇多，但对于一个券商机构来说，一下子拿出这样大规模的资金，实在是超出了它的能力之外。
然而，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