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失，我就不承担责任；而企业的老板、股东承担的是剩余责任（严格责任）：如果没有发现其他人有过失，责任都是自己的。雇员到月底要领工资，你不能不给他工资，除非他这个月没有上班，或者是你规定的任务他没有完成。可是一个股东或一个企业家，不能到年底后说我今年辛辛苦苦，客户们都得给我付钱。你再辛苦，如果企业效率不高，产品没有市场，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这个责任是很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责任制之后，老板或是企业的股东，就有积极性把企业搞好，也有积极性监督经理人，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因为股东承担着风险，如果他不监督其他人，风险就是自己的。比如你办了个餐馆，但是你疏于管理，弄得服务员和厨师都非常懒散，结果顾客吃火锅的时候锅里吃出老鼠来了，那你这个老板就得承担责任了。企业破产了的话你的投资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原因，企业管理者必须对股东负责。
当然也有人争辩说，企业也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组织，也就是应该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考虑而不是只为股东考虑。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顾客、供应商、当地居民，等等。但是我的观点很明确：为股东考虑是一个责任制（accountability）问题。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担负的责任越多，他就越可以逃避责任。如果我们要求企业的老总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他可能对谁也不负责任。比如说，我没有赚钱，股东也没法找我的麻烦，因为我会说：我不能只考虑你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工人的利益；我要解雇工人，工人也没有资格找我，因为我不能只考虑工人的利益，还得考虑股东的利益。经理总是可以找到借口，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大学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每个人都承担一些责任，但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大学里面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教授、校长、院长，包括行政人员，包括学生以及毕业了的校友，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纳税人）。我们要大学，是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去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那么大学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任务呢？对企业来讲，你要为社会做贡献你才能赚钱，如果你生产的产品没人要，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你会有一个很强的激励机制为社会创造价值。大学里，这一激励机制实现起来是非常难的。我们说要为社会创造价值，创造知识。但是假如我们不创造知识的话，在这个社会中究竟谁会受到损害呢？受损害的人多了，不是一部分人。比如说北大或是任何一个大学走下坡路，谁受到损害了？所有我提到的人都受到了损害：社会受到损害，国家受到损害，学生也受到损害了，老校友，毕业了三四十年的老校友都受到损害了，因为大学的名声变坏，文凭贬值了，原来的校友脸上也就没光，甚至不好意思再说我是哪里毕业的了。教授当然也受到损害，你这个地方你这个院系这么糟糕，你出去人家说那地方没有好人，那你也脸上没光。行政人员呢？他们的位置也做不稳了，学校不好，收入也低，甚至连基本的花费都不足。每个人都受到损害，但是没有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说，大学搞好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很糟糕，很容易考进去，我一去报名就被录取了，但是之后二十年这个大学发展很好，名声越来越响，现在进去可难了。我的文凭就升值了，好像我那时候上这个大学也很难似的，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没有关系，我也可以享受大学发展本身带来的这些好处——Free rider。
因此，大学的激励问题与企业很不一样。我们说对社会负责，比较抽象。对企业来讲，对社会负责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落实为你能不能赚钱。前面提到，企业赢利是社会考核企业的一个方法。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能赚钱就一定对社会有价值，也并不是对社会有价值就一定能赚钱。所以我们对企业仍然强调一个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把它作为一个补充。这就像我们每个人，不违法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并不一定等于你不违法就对社会没有害处，所以我们还有道德和社会规范来约束个人行为。对企业也是，利润是衡量一个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手段，但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竞争的不充分，有时候你会明确地发现，赚钱和社会的利益是有冲突的，这就要培养社会责任感。对于大学来讲，由于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赢利性的目标，我们的业绩难以用一个量化的指标度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逃避责任。所以我们就更要培养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我们不能创造知识，我们不能培养好的学生，那就是我们没有为这个社会尽到责任。即使大学没有倒闭，我们仍然应该感到羞愧！
回过头我们再来讨论，大学的一个决策应该以谁的利益为重。应该是教授吗？如果我们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大学的决策不能完全为教授的利益来服务。我们能不能说以学生的利益最大化呢？显然也不能，因为有些学生只是为了混文凭，管得越松越好。我们当然也不能以行政人员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大学的决策必须在诸多利益主体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能走任何一个极端，仅仅强调某一方面的利益。
由于没有明确的股东，大学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这里的内部人可能是教授队伍，也可能是行政管理人员。大学是以教授为主体的，在教授队伍水平不高或者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教授行为的情况下，教授腐败起来可能是很糟糕的，因为教授也是人。如果教授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对大学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它现有人员的利益为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以现有人员的利益为目标，那么我们办大学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显然是要趁这个时候赶快卖我们的牌子，什么时候卖到不值钱的时候拉倒，卖到边际效益等于零的时候拉倒。显然我们不能。我们现在研讨的北大的改革、教育的改革，这个改革涉及到我们所有人，但是我们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我们是不是完成了我们的使命，尽到了我们的责任。否则的话，大学的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
我再强调一下，大学不是为了在大学工作的人而存在。当然企业也不是为在企业工作的人而存在。但是企业有一个市场价值可以约束，雇员的工资付了，银行的钱付了，其他的成本也都付了，企业还能赚钱就说明企业创造了价值，除非企业有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但是大学没有办法这么衡量。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谈一些抽象的理念，谈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激励大学这样一个组织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大学里工作的人，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讨论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常用到公共理性这样一个概念，强调知识分子和别人不一样。同样，讨论大学本身的问题，也要更多地从公共理性出发，当然这是很困难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我提不成教授我当然不高兴，我干吗要从别人的角度考虑？但是我们要始终清醒，我们为什么要教授这个位置？需要这个位置不是为了让你有饭碗，不是为了给你一个教授的头衔，而是为了有人创造知识，为了教书育人。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使命，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应该升到这个位置。这是一个理念。我们后面要专门讲到文化。
由于没有一些非常容易量化的指标，所以大学的声誉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大学，如何使得它的每一个成员：校长、教授、行政人员、学生都关心学校的声誉（reputatio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卖文凭挣钱，但是我们不卖文凭，这是因为我们关心我们的声誉。
卖文凭之后我们学校的社会声望就下降了。但是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包括学生在内，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比如清华学生泼熊事件，就毁坏整个清华的声誉。同样要是北大一个老师或者学生干坏事，也会损害北大的声誉。我们有什么办法让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老师都重视大学的声誉呢？比如我们办公司，是不是有助于维护北大的声誉和品牌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在大学里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并且要具体地落实到我们本身的一些制度安排上去。过去戴校徽就是这样一个约束。因为你戴了校徽之后，别人知道你是北大的，所以你干坏事的可能性比较小。你不戴了，大家不知道，你就更可能浑水摸鱼。
维护大学的声誉和品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太多的人有太多短期利益的诱惑。企业的所有者通常会积极地维护企业的声誉。如果这个企业是我的，即使我快要死了，或者要退休了，我仍然会非常爱惜我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的名声越好，我可以卖的价格就越高。但是大学没有所有者，一个大学教授退休时不能出售自己的职位，他没有办法说，我有所有权，我有一股，我不做教授我就转让席位。那是不可以的，退了就退了，离开了就离开了。这样的人你还怎么能让他去关心学校的声誉呢！这是治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5 教员的选拔和晋升制度
教员的选拔和晋升制度
虽然我们强调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传授知识还是创造知识，教授的作用都是主导性的。一个大学究竟是好是坏，教授队伍的组成非常重要，教授的权力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大学的教授队伍不是由真正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学者型人才组成，教授不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为天职，这个大学就不能为社会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