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从沉嗣拦�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罢了。唯一可以令他们挽回颜面的就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家长、有创新思想的教师和新闻媒体都呼吁着进行改革。然而，尽管教育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每小时5英里：并非所有影响世界经济的有机能障碍的组织都是国家性质的。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组织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几十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不甚显著的组织。
有些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是在75年前国际联盟时代出现的。剩下的大多数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除外）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今天，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的选手和新的问题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这些政府间的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美国和德国在人选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德国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后决定，“他们不能破坏50年以来让欧洲人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规矩……”
每小时3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要求的攻击。所有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康尼·马克曾这样对我们抱怨：
“在国会山，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连续超过两分钟半的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进行些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谈话……”
“我们必须将2/3的时间花在搞公共关系、竞选或者筹措竞选经费上。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专门小组，在另一个工作小组，谁知道还有什么机构。你认为我真会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吗？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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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5）
对他的诚实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问：“那么您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选的呢？”
政治体制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应付知识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飞速发展的速度。政党和选举也许更替不休，筹措经费和竞选的新方法正在出现，但是在美国这个知识经济最为先进、互联网使得新的选举政区可以立即形成的国度里，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却发生得十分缓慢，简直令人难以察觉。
我们几乎不需要为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什么辩护。但是一成不变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20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发生根本变化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当时它充分使自己适应了工业时代。
从那之后，美国政府毫无疑问得到了发展。但是就基本的、体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将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继续爬行，而且还经常停在路边休息，除非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也许到来的比世人想象得还要快。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美国总统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当选）几乎导致危机的发生。
每小时1英里：我们最后来到所有缓慢变化体制中最慢的一辆车：法律。法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性的——法院、律师协会、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组织解释和辩护的法律主体。
尽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合并、刊登广告、开发诸如知识产权等新的专业、召开电信会议、搞全球化、努力争取适应新的竞争现实），但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学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系运作的速度也没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庭上令人无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几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软公司反垄断案审理期间，广泛的推测显示出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把微软分成若干个小公司。然而，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等到案子结束时，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整个案子变得毫无意义了。硅谷事件记录者罗伯特·克林格雷（Robert Cringley）写道，这是“超高速的互联网时代”和“司法时代”之间的冲撞。
法律主体据说是“活着的”，但也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体每天都在改变，因为国会在撰写新的法律，法院在给现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释。但是增加的这一部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仅占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这些增补的法律只使得现有的法律更加膨胀和庞大，而没有从整体上对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对其结构做出调整。
当然，法律的改变应该是缓慢的。它为社会和经济提供着一种所需的可预测性，可以及时地为过快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踩刹车限速。但是缓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项法律将享受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65～69岁的老人的利益减少了1/3。由于这项法律制定时正值失业率的高潮期，所以该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励老年人工作，从而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由年轻人所获得。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的时间，致使《福布斯》杂志以这样的标题来调侃这项改变：“快看！大萧条时期结束了！”
美国国会经过了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也将两项关于知识经济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之一电信业，一直受到1934年通过的一项已有62年历史的法律的制约。在金融业，掌管监督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是60年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管理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则都是1933年写成的。
今天，全美国共有8 300个合资公司，代表着几乎亿个账户和几乎70 0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么大的投资数目却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时，账户不过30万，合股投资公司仅为68家，其资产仅为今天总量的1/146 000。
在另一个领域里，当2003年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现象时，努力想恢复供电的技术员们感到了束手无策，原因是，据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霍默·狄克逊的说法，这些技术人员不得不使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规则，可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发电站都离消费者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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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6）
直接影响诸如版权、专利和个人隐私等领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已经远远地过时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而是因为它们丝毫不顾忌这些法律。这既不是法律的稳定，也不是固定，这是法律上的僵死。
律师们也许在改变着他们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却几乎一成不变。
惰性vs。超速度
当我们看这些机构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今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迅猛发生的变化，而且是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惰性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对比。
21世纪的信息生物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发展吗？或者说社会上的那些步履维艰、功能失调、陈旧过时的机构会让这种发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运转不灵的法院、目光短浅的立法体系、管理上的瓶颈和病态的增长只能造成更多的损失。看样子我们得牺牲掉某些东西了。
与那些众多相关但是却不同步的机构越来越多的系统性功能障碍相比较，没有多少问题会被证明更具挑战性了。如果美国人想要得到世界领先经济的巨大好处，那么美国就必须根除、替换或者彻底地改革那些阻碍在面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构。
随着变化的继续加速，这种机构上的危机也不仅限于美国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每一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都必须发明新的机构，摆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平衡关系。有些国家遇到的困难也许比美国的还要多，因为美国的文化至少对制造变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刚才所做的这种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争议，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事实却不容置疑：
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业部门、国家的经济和全球体系本身等各个层次上，我们正在财富创造和时间的深层原理这两者之间进行着最广泛的变革。
第六章 同步化工业（1）
想取得完美的同步化就会遇到失败，但是对这种失败表示最悲痛的地方莫过于在卧室中了，除非美国的联邦储备局或者日本银行想提高或者降低利率而时间又掌握得不好。任何喜剧演员都会告诉我们，时机的掌握能决定一切。但是，基本上说，我们却是不明智地改变着我们和时间的联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尽管投资者、经济学家和全世界对金融领域准确时机的掌握十分感兴趣，但是他们关于财富创造和贫穷中同步化作用这一点的了解却非常少，而对失同步化作用的了解就更是少得可怜了。一旦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对财富的创造产生一种全新的思想。
向生产力翩翩舞去
自从狩猎者和粮食搜寻者以集体方式劳动以来，就需要了解某种程度的同步化。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