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采访- 第58部分

　　至于《鄂东晚报》总编在发稿签上写上“此事很严重”等批语，配合记者敲诈当事人的说法，分管《鄂东晚报》的《黄冈日报》副社长雷电也予以否认，他认为写这样的批语只是因为总编辑“政治上不成熟”。　

　　《黄冈日报》社领导还认为，陶志东平日表现不佳，报社领导对其不良行为多次进行批评教育，直至做出开除处理，“他个人发泄私愤，主动联系记者前来采访。同时，他将已做处理的问题又重新抖了出来，欲将责任推卸到报社及个别领导身上。”　

　　《鄂东晚报》总编辑蔡群也否认授意记者进行新闻敲诈。他说，“中央政策我们当然要登，但并不是用来恐吓别人的，记者不能把心思想歪了。”　

　　“有记者反映采访时是带着发票下去的，为什么这样？”记者问。　

　　“我不敢肯定他们带着发票，因为我不分管财务。但如果是广告经营带发票很正常。”　

　　陶志东等人予以反驳：“当时我们领发票时需要登记发票号，而且有十多个人同时领，报社领导不可能不知道。”　

　　“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值得关注”

　　黄冈市目前有两份报纸，一份是《黄冈日报》，一份是其子报《鄂东晚报》。　

　　据了解，《鄂东晚报》现在的发行量不足1万份，覆盖人群有限。在黄冈及其区县，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楚天都市报》。而为了争夺黄冈及周边地区市场，今年9月，《楚天都市报》开辟了《鄂东新闻》，每周二、五各出8个版，对早已危机四伏的《鄂东晚报》造成了极大压力。　

　　蔡群也对本报记者说，自己2002年年底接手总编辑时，《鄂东晚报》已经陷于停顿，4个月的工资没有发，4个月的印刷费没有付，每年还要向《黄冈日报》上缴2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广告经营任务显得很重。　

　　“报社要创收，我们可以理解，但关键是采用什么方法。”在陶志东看来，给每个编辑记者甚至校对人员下达创收任务，甚至报社上下配合“以曝光促发行”的手段，并非《鄂东晚报》独有。　

　　陶志东举例说，一次开会晚报老总介绍兄弟媒体经验时说，湖北某地市级晚报刚创刊时，联系当地公安订两千份报纸，被婉拒。该报集中火力，只要公安部门、社会治安出了什么事就大报特报，没有两个月，公安服了，乖乖地订了两千份报纸。　

　　陶志东对本报记者说，“我和其他晚报同行交流，很多做法是心照不宣的。”　

　　无独有偶，2003年11月7日，蔡群签发的《紧急致各县市驻站记者的一封信》，也透露了向兄弟媒体学习的信息。　

　　蔡群特别强调，“前不久，我和日报领导到山东最穷的菏泽考察，该市每个县级驻站记者每年完成的上交报社的广告收入，少的有18万元，多的有40多万元。”　

　　蔡群向驻站记者呼吁：“日报明年也将派出驻站记者，规定每年完成广告任务是15万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完成合同的广告和发行任务呢？”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这是新闻职业道德下滑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认为，无论是《鄂东晚报》的硬敲诈，还是强行拉赞助、拉广告的软敲诈，都严重败坏了新闻职业道德。　

　　郑保卫教授日前参与了一项媒体职业道德的调查。他惊奇地发现，相当一部分记者、编辑甚至报社领导，对记者收红包已是见怪不怪，他们反问，“这难道还是问题吗？”　

　　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后，11名记者受到矿主贿赂没有进行报道，从某种程度看，《鄂东晚报》的做法与其类似，郑保卫教授称之为“有偿新闻”出现了变种―――有偿不新闻。“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话语权是党和政府的。有偿不新闻也是利用公权为小团体或个人牟利，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郑保卫教授还认为，从《鄂东晚报》暴露的问题看，黄冈市有关部门更应该考虑对其报业格局的调整。“办报要考虑经济大环境，不能适应市场的要予以淘汰。”　

　　黄冈市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革命老区，总人口724．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99．99万人，下辖11个县、市、区中，国家级贫困县有3个。2004年黄冈市统计年鉴显示：全市工业企业单位651个，其中小型企业618个，大型企业仅一个。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15．95亿元，而财政支出则为30．91亿元，属典型的吃饭财政。　

　　订报需要钱。黄冈市2003年市辖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费支出为4638元，其中用于娱乐、教育、文化的消费支出市辖区为849元，而全市仅为318元。相对来说，《鄂东晚报》一年188元的定价显得偏高。　

　　“都市报靠市场生存，经济不活跃就不会有足够的广告，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报纸就难以生存，一些报纸为了生存开始不择手段，这也是中央整顿报刊时取消县级报纸的重要原因。”郑保卫说，“地市级都市报更是不上不下，要想根本杜绝《鄂东晚报》事件，区域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报纸格局一定要调整。”　

　　沉默的大多数

　　从2003年初到现在，陶志东都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到学校等单位“办案”让他感到心灵的煎熬，另一方面不按报社要求搞钱没法生活。最终，他选择现身说法，“面对曾被敲诈的对象和喜爱晚报的读者，说出来心里会轻松些。”　

　　但与几名记者截然不同，相关学校和相关单位都对此闭口不谈。　

　　黄梅县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和本报记者有这样一番对话。　

　　记者问：“《鄂东晚报》三名记者到学校采访过吗？”　

　　答：“来过。”　

　　“他们是不是给你看过一篇《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的稿子？”　

　　“好像写过一篇什么稿子，记不清了。”　

　　“他们是不是带着发票来的？”　

　　“是。”　

　　“记者有没有向你们要钱？”　

　　“要过，但不是因为稿子。记者代表党的形象，他们希望我们搞宣传收宣传费，报社的收费标准我也不清楚。”　

　　在另外几所学校，学校负责人干脆回答：“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想提了。”　

　　同样，一些县教育局负责人也采取了回避态度。　

　　浠水县教育局副局长南金辉说：“实行一费制后学校收费环境不是很好，可能有个别记者利用学校害怕曝光的心理敲诈，不过我个人没有接到学校的举报。”他指了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主任汤兴良，“我好像听汤主任说过。”　

　　汤主任连忙更正：“我跟晚报没有打过交道，也是听别人说的。”　

　　陶志东说：“这很正常。学校不愿意说一是当初确实有短处，花钱消灾。二是报纸还在，说出来将来有麻烦。”　

　　一位县委宣传部负责人的话也印证了陶志东的判断。“我们毕竟还要和《黄冈日报》和《鄂东晚报》打交道。反正我的意思你都明白，就不要找学校和教育局了。”　

　　但陶志东还在坚持向媒体说出真相。　

　　10月22日、23日，报社两次紧急约见辞职人员，要求大家无条件回到工作岗位。　

　　10月25日，由于态度坚决，陶志东和另一名记者被《鄂东晚报》批准辞职。同时签名辞职的17人中还有包括出版部主任何志勇等5人离开，其余10人继续在晚报工作。　

　　11月22日，颇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周刊》以《一份晚报的新闻勒索食物链》为题，披露了《鄂东晚报》新闻*的问题。　

　　几天后，《鄂东晚报》在媒体发表声明，称“陶志东违规违纪，报社在原同意辞职的基础上予以开除。《新闻周刊》反映的问题早已得到解决”。　

　　11月26日，蔡群被免去《鄂东晚报》总编辑职务。　

　　11月28日，陶志东要求《黄冈日报》社就“开除声明”致歉。报社答复：你伤害了报社，报社也伤害了你，大家都算了吧！　

　　11月30日，《鄂东晚报》发表《致读者》的公开信，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新闻采编队伍。”　

　　问题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解决。

　　刘继业看完后，不屑地对冯凯说：“老弟，这都是哪年的事了！再说如果要弄学校，一定要在开学收费的时候弄，那时候学校有钱，也容易从学生那里找到证据，现在去弄不是时候。”　。。

第四十章：免费旅游（二）
第四十章：免费旅游（二）

　　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对人民法院支持舆论监督、为新闻单位提供司法保护提出了六条要求，就是司法机关对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者行使新闻批评权利、履行舆论监督责任的有效保护措施。这对于那些无视新闻单位的批评监督权利，侵害记者合法权益和人身自由者，则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该条例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地方也采取行政规定的方法保护记者的采访权，例如新疆伊宁市《关于不得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对新闻采访实行首问负责制，面对记者不得“无可奉告”，“各部门、各单位应积极配合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新闻采访，更不得出现辱骂、推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