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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2）
这个制度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政党制度的架构，另一个是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国家政党制度的架构，国际上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之分。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则是一个创举。对于一党自身制度化建设，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不外乎为了两件大事：一是不断提高政党的核心竞争力，即执政能力；二是争取更广泛的民众的志愿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二）一屋与天下：环境变化决定政党制度走向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是中国古人对于有雄心壮志而又好高骛远的人的忠告。但在今天，这对于任何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也不失为警示之语。因为对于任何现代化的政党，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屋”也要扫，“天下”也要扫。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政治，而必须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交往日益扩大的全球化社会。里斯本小组在其著名的《竞争的极限》一书中明确指出全球化社会必须重视的两大趋势。“第一个发展趋势是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正式的联系网络的出现，它们要求促进人权，保护少数，监督选举，提供经济咨询，组织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促进民主。”“第二个发展趋势就是全球信息系统和通讯交往网络的出现。”②现实图景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更是面临空前的压力。 在政治领域，究竟是一党、两党还是多党制好，曾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除了历史选择之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所讨论的问题的基础被现代化过程消化掉了，那就是——竞争达到了它的极限。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过分膨胀的意识形态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生活组织全部排斥在外。竞争并不是能够造福于世界共同体所有国家的惟一价值。市场竞争不是一切，不能把它的逻辑加到人与社会的范畴，特别是在运用竞争逻辑的时候，不能对人与社会的具体状况置之不理。并不是任何价值都能够从市场竞争上得到。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所谓经济理性并不能指挥个人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教育培训、家庭生活、各种社会团体的出现、民主机关的工作等等。 因此，里斯本小组提出：“只有通过把不同范畴内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地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 政治意识的提高带来了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参与的扩大带来了要求现存政治制度与之保持同样步伐的客观需求。这就是全新的、更高层面、更大范围的社会稳定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根本原因。新的政治制度必须是有能力吸收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平。 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很早就看到：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健康的政党与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的时候就形成了政党组织的国家（英、美、日、中国、俄罗斯），就很有可能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解决此类问题需要高度发达并已制度化了的程序。拥有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的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一阶段上，政党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党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都不具备通过自身调整而能够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早地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即政党制。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这将有意识地调控经济，使社会能够不断实现高速发展后的“软着陆”。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3）
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党活动还只能局限于一国本身，但其价值观和宗旨却必须尽可能多地赢得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民众的理解，这将成为未来政党政治在国际生活中的重要任务。 1．美国“亨廷顿悖论”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④同时他又花了大量篇幅来鼓吹所谓两党制的优势。但今天看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亨廷顿悖论”，他标榜的两党制的竞争是美国政党制度进步的根源，但在竞争达到极限之后，以榜样自居的美国两党之间的界限竟然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们认为，如果政党不是在为一个既定的方向奋斗，而是不断地通过利用对方的失误而争取民众，这样的架构离开了政党政治的本意。因此，现代社会选择何种政党制度，与数量多少无关，与政党的强大与否也无关，只是看这个政党能否使民众“以共同目标为取向”，并能够与民众之间建立有组织的自愿的广泛的联系。因为政党存在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而不是与其他党派竞争。一如市场中的企业，站得住脚的企业都是因生产出了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并持之以恒地发展，而不是看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两个还是多个同类企业。如果市场上没有这种需要，那么无论是一个、两个或多个企业都是多余的。 如果说，在过去的政治中，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那么，现在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则是一个政党能否代表人类和时代的共同目标取向，即“###”重要思想所展示的深刻内涵。在过去，强大的政党制度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方式而非来自其政党性质。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强大的那一个或几个政党就会成为执政党，这个体制随后就可能消除掉曾经使自己成功的社会基础，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依赖于其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建立起的政党制度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在这种政党制度下，一个新集团、新力量要进入该体制首先必须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讲，同化新社会势力的途径也比较少，其政治领袖在动员新兴集团参与其政治方面也就能更加控制自如。然而，持久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给这种政党制度的稳定造成问题。政党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但长久之后又当如何？ 问题并不止于此。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全球交往的扩大以及政治参与的越来越广泛，人们真正关心的已不再是获取政权的政党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看执政党能否适应人类和时代发展的潮流，能否提供人们进行广泛自愿参与政治的平台与机会。今天的政党政治已不仅仅是政党领袖和党员们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务。换言之，在社会没有充分被组织化之前，政党是惟一有力量的组织；而当社会成员已被现代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充分组织起来之后，政党则变为了各种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各种组织正在吞噬着政党原本稳如泰山的基础。这种竞争类似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对于国家的挑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下的挑战。 如果说，在传统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面对的是一个个的单独的人，那么，今后面临的则是组织起来的一群群的人，这就是影响今后政党制度走向的全新场景。执政党在此时如果懒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那就会大大增加各种社会组织的数量，并使他们日益多样化。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4）
因此，今天的执政党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架构政党体制，而必须学会把各种社会组织纳入政党体制，并继续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的政党政治将堕落为政党专制，而缺乏政党主导、只有社会组织的政治生活则是一堆“散盘”，盘中仍是一盘散沙。 2．政党未来力量来自新组织建设 从传统意义上讲，政党的力量来自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制度化的群众支持的情况，其二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特别是体现在党与社会组织方面的联系。其三是党员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首先，群众的支持如果只是一时的而缺乏持久的制度化的工作，就会出现政党力量的式微，领导层的瓦解，群众支持的消失，组织结构的衰落，党员舍弃政党而热衷于做官，个人权威的上升。 其次，如果一个政党变为某单一社会势力的传声筒，那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旗帜而沦落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对于较强大的政党，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且政治决策领域皆保留给党。但是，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政党没有这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