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去行贿，他们只能选择农村学校。由于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们会认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吗？
据我的了解，这些无可奈何地进入农村学校的教师，一般在工作了几年后，也是要拼命想法挤入城市学校的。当然，挤进去的主要渠道：行贿。据说，在有的地方，从农村学校进入城市学校已经有了明确的标价，好学校多少万元，普通学校多少万元。以行贿的方式进入城市学校的教师，我绝对不相信他会“为人师表，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好教师不愿意到农村学校，到农村学校的教师多半是无可奈何，根本不安心教学。师资力量配置的不公平，使农村的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劣态。起点的不公平，使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农村孩子注定要落后于城市孩子很大一截，就算拼命追赶，也是很难追上的。
我感到困惑的是，明明所有人都知道，要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获得同等质量的教育，唯一的办法就是鼓励更多的好教师进入农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众所周知，农村学校比城市学校要艰苦得多，鼓励好教师选择农村学校的有效手段就是提高农村教师的薪酬待遇，让农村学校教师的收入高于城市学校的教师，甚至给予农村学校教师更多的实惠，包括提高农村学校教师的社会地位，等等。按理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却没有人去这样做。恰恰相反，农村教师的收入比城市教师要低很多，大部分农村教师的生活捉襟见肘。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实现农村学校教育的公平？
中国教育怎么了 公平之忧（3）
空洞的教条和口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加大对农村学校的硬件投入，才能实现农村学校的教育公平。
我到一所乡镇中学作过访问，发现这所学校的教师很多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在镇上做生意，一般都是租个门面从事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缺少资本金的教师就在街上摆个地摊，赚点利润贴补日常开支。“教书那点工资，还不够糊口，指望那点工资过生活，早就饿死了。”
由于他们更多的心思必须放在生意上，因此对于教学质量的影响就可想而知。有教师开玩笑说，做生意成了他们谋生的主业。“教书反而成了我们的副业。”
有的教师找不到城里的对象，就只好就地解决，找个农村姑娘结婚。结婚后，为了应付日常开支，他们就在校门附近摆个摊位，向学生售卖各种廉价的物品，这些物品中不乏假冒伪劣产品，危害学生的身体健康。
“你们把假冒伪劣产品卖给自己的学生，这妥当吗？”
“没办法，我们也要生活。”他们这样回答我。面对这样的回答，我知道，跟他们谈公德或师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样的教师，能教出品格高尚的学生吗？我表示怀疑。
不过，虽然我对这样的教师不抱希望，但我对他们的处境却充满同情和忧虑。他们深知自己肩头的责任，也深知教书育人的重要性，但面对生活的重压，面对无可奈何的低收入的现状，他们只能转向保护自己，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一个教师不得不终日为生计而奔波，不得不为了生存下去而放弃教书育人的职责，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另外一些年轻的教师却显得颓废而无望，在他们看来，进入农村学校教书注定这一生“没有多少搞头了”。他们向往城市热闹的生活，向往能在城里找一个有职业的对象，向往能在城里有自己的住房，向往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在城里接受好的教育……这些梦想，却被他们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收入的现实击得粉碎。
在城市里，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都会比一个农村教师高很多。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有城市姑娘愿意找一个农村教师吗？估计可能性不大。而依靠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要在城里买一套住房，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此，这些年轻的农村教师说，此生“没有搞头了”。
由于深信“此生没有搞头”，这些年轻的农村教师陷入了颓废和无望。指望颓废和无望的教师去安心教学，这也是天方夜谭——最终的受害者，是那些农村学生。
这些年轻教师的一部分大学同学，由于拥有种种社会资源，家里也有钱，从而得以进入城市学校。在日常的交流中，农村教师们明确无误地看到了自己与城市教师收入和处境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尤为可怕的是，城市教师与农村教师收入和处境的巨大差距给教育*营造了温床，大量的农村教师想进入城市学校，这就给教育行政官员的权力寻租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剥开这些怪象的外壳，我们看到的就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如果能够实现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教育*自然就没有了市场。
一些农村家庭，一旦稍有积蓄，就会立即将孩子转到城市学校读书。数万元的所谓“借读费”、“赞助费”以及高昂的食宿费，很快将这些家庭搞得一穷二白，回归贫困，苦苦挣扎。那些没有钱的家庭，就只能将孩子继续留在教学质量很差的农村学校，“让孩子多认几个字”。我对几个山村作过调查，这几个村子每村都有1500人左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几个村子里平均每村只考上了2个大学生，其余的学生往往只读完高中（很多只是读完初中）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教育怎么了 公平之忧（4）
一位关注农村教育的朋友说，其实大部分农村孩子都相当聪明，有的甚至具有一定的天赋，“可是，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家庭也没有力量供养他们上好的学校，因此他们被埋没了”。
他说，如果所有的农村学校都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都有一批负责任的教师，都有好的教学环境和设施设备，“就会有大批的农村学生脱颖而出，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
遗憾的是，他说的是“如果”。现实就是现实，没有如果。
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贫富差异的扩大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使教育公平成为一句空话
据《了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城市（含县城）重点学校以具有极强的升学能力，吸纳了极多的社会优势阶层子女。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后，“重点学校制度”名义上被取消，各地却仍在实行一种“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美其名曰“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名牌学校”等。
据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等主编）一书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大特点，是传统的主要按照政治地位分层的身份制度逐步被打破，经济地位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
21世纪教育科学发展研究院“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在2008年进行了高中生家庭背景调查，抽取了江苏、湖北、河北、浙江、广东、上海等6省市的8所重点高中的情况，其中县城高中2所，中等城市高中2所，新兴城市高中1所，大城市高中3所，被调查者为高一或高二学生。
课题组认为，真正说明中学教育机会公平状况的，是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重点中学的比例与该阶层在社会总体中的比例加以比较，两者差距越大，说明越不公平。调查结果表明，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社会优势阶层的人数明显高于其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这个优势阶层的5个类别依次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前3类为社会变革中受益最大的新兴经济阶层，说明他们已然把经济资本扩展成了文化资本；后2类为传统优势阶层，他们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仍保有传统的优势。
与下层较大、上层较小的正“三角形”的社会结构相反，重点高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结构呈现倒“三角形”，即上中层比例最大、下层比例很小，显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存在极大差异，如前述占据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处于相对优势，而不拥有这些资源的社会阶层则缺乏公平获得享受优势教育资源的机会，处于相对劣势。如今，已跌至最下层的产业工人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降至，而农民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依旧低开低走，从1978年的降至。
《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基础教育中优质资源如此“嫌贫爱富”，不仅体现在三年高中阶段，实际上在九年义务教育的第一年就已经开始，“可以想象这12年教育导致的总体水平差距使得非优质资源下的工农子女在高考中能有怎样的竞争力。”
教育机构的嫌贫爱富其实并非什么新闻，而是家喻户晓的共识。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多所所谓名牌中小学，这些中小学以升学率高着称（主要是高中学校），你的孩子想要考上北大、清华等一流重点院校，进入这些名牌中学或许是比较可靠的选择。而进入这些名牌中学你就得“大出血”——缴纳数目不菲的赞助费或择校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十万元以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教育怎么了 公平之忧（5）
对于有钱人来说，几万元甚至十万元实在是小数字，因此他们的孩子得以轻松进入这些名牌中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得以有机会考上国内一流的重点院校，得以有一个美好的前途。而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要一下拿出几万甚至10万元供孩子进入名牌学校，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钱，你的孩子就只能到二流的中学甚至更糟的中学读书，就算你有再好的天赋也是白搭。
事实上，在一些所谓重点中学校，有钱也不一定能让你的孩子进去读书。你在有钱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