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民主与减少腐败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打败腐败的其实是福利社会。只有建立福利社会，我们才能真正打败腐败。大家看到欧美政府清廉，其实是福利社会导致的，而不是自由、民主。实现了福利社会的国家，几乎都消灭了腐败，没有例外。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纵向的对比进行分析。欧美国家政府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实现了清廉，距今也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而它们的民主和分权制衡制度已经建立了200多年。为什么他们用20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打败腐败，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灭了腐败呢？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是从战后才开始的。
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政府提供过量服务的情况已经基本不可能存在，现在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提供服务的多少，就是一个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
现代社会中，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后者无法成比例地和前者同步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在GDP高速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公共服务也应该成比例地增长，但在减税的民粹思潮影响下，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现代人类还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我们拥有昂贵的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乱。”我们将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
由于没有很好地扩充公共服务，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在民众中树立起“公共产品”的概念。政府支出不是为公务员开工资，公共开支养活的最大的两个群体其实是“教师”和“清洁工”。现代民众接受教育越来越高，教师就得增加；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清洁工就得越来越多，而这两个财政供养的最大群体，显然不属于我们平时常说的公务员范畴。
除公务员、教师、市政清洁等常规支出外，一国的财政收入还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在这三个方面想办法，但削减一般会导致三大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全社会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
如此看来，宣扬减税的基本都是骗子。减税政策额被称为“巫毒经济学”，是因为尽管减税对社会和经济不利，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它给予英雄般的欢呼。所谓的“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遭遇的债务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政府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个人和企业做起来，效益不如政府做的好的，这就是政府的优势，是分工的优势，因为政府也是市场的主体之一。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政府越来越大，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大政府”并非自由的损害者，它其实是自由的保护者，只有政府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看现实我们也会发现，政府职能越多的国家，文明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得越好，公民的素质也越高。比如北欧五国、德国、法国等都是典型的“大政府”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大部分都发展得很好。比如，北欧国家以高福利、“大政府”著称，也一直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地区，还是世界上人均跨国公司拥有量最多的地区，以及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德国以“社会国”宪政模式和“社会市场”经济闻名，也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唯一在经济危机中仍然充满活力的国家；法国以拥有世界最高税负水平闻名，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2010年之前法国是英法德欧洲三大国中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只是这两年才失去了第一的宝座。
再看美国、日本、英国这些近年来奉行“小政府”原则的国家，它们并没有让公民获得更多的自由，也没有创造更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没有降低政府的债务。相反，它们的现状是，比之前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高的政府债务。
“大政府”国家如此成功，而“小政府”国家如此失败，原因何在？我们不要总看政府从我们这里拿走了什么，我们还要看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大政府”国家往往拥有更高的经济管理水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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