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话晋商- 第1部分

导言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1）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追寻着先辈的辉煌，几乎要被历史湮没的晋商进入我们的视野。《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们知道了恢弘的晋商大院，《乔家大院》又使晋商空前火暴。这一切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一向被认为保守和落后的山西。
　　在历史上，晋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商帮形成于明代，衰亡于民国以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商帮。这包括开始于晋南，最后在晋中达到高峰的晋商，以徽州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为中心的徽商，以浙江宁波为中心的宁波商，以浙江龙游县为中心的龙游商，以厦门、泉州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粤商，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鲁商，以陕西三原县为中心的陕商，以江苏吴县东西两镇为中心的洞庭商，以及江西的江右商。
　　在这十大商帮中，晋商为首。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为什么在十大商帮中，唯有晋商能让梁启超先生“自夸于世界人之前”？为什么晋商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帮？
　　排名次还是要讲资格、讲历史的，十大商帮中晋商起源最早。中国最早的贸易物品是盐，从事这种贸易的正是在山西南部解州盐池从事自然结晶盐贸易的山西人。中国最早的商人是山西人。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就有发达的商业。在明初，晋商作为一个商帮已经形成，其他商帮则要晚一些。明清两代晋商辉煌五百年，在各商帮中，衰亡也是最晚的。
　　再看经营的范围与地域。在晋商的历史中，经营范围涉及所有物品，从大宗的盐、粮、丝绸、铁器，到小的日用杂货，无所不包。尤其是清代中期之后进入票号业，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的新篇章。晋商走遍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真正实现了大流通。
　　当然，这些还是次要的，看一个商帮，最重要的还是它所创造的财富。国家的排名，要看　GDP；商帮的排名，当然要看财富。财富是衡量经商成功的客观标准。晋商有多少钱？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一个排行榜，列出光绪时资产在白银七八百万两到三十万两的山西富户十四家（还有亢氏以数千万两排在首位，因缺乏具体数字我们先不列入）。仅这些富户加起来的财产就有三千余万两银子。
　　三千余万两是什么概念？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书中估算，大清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换句话说，山西这十四家（还不包括最富的亢家）的财富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但现代学者对徐珂的这种估算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像我们今天熟知的曹家、乔家、侯家、常家的财富应该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那些所谓三四十万两者，至少在百万以上。在当时的山西，尤其是票号中心祁县、太谷、平遥（简称“祁太平”）一带，百万只能算起步。有几十万两银子恐怕只能在中产这个阶层中。说他们富可敌国，一点儿都不算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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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2）
清代光绪时一两银子现在值多少钱？有人估算是　300　元，有人估算是　200　元。就按低的算，是多少人民币，每个人自己都可以估算出来。再折合成美元是多少，也并不难。如果　19　世纪就有福布斯排行榜，恐怕晋商在世界上也是首位。那时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等，恐怕还不是几个山西“土佬”的对手，他们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大富起来的。
　　统计数字毕竟是数字，但你今天到山西可以确确实实感受到当时山西人的富。没有钱能盖出那么恢弘又精美的大院吗？建筑是钱的艺术，是用钱堆起来的。晋商轻轻松松就盖起了这样的大院，你就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富有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宋霭龄来到孔祥熙家，曾为太谷的富裕而惊叹。其实这时晋商已经衰落了，何况当时孔氏还算不上富商大贾。解放后的　50　年代初，我在太谷上小学，无知的孩子不知道晋商，但到我那些同学家里，感到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家。尽管那时晋商早已结束了，但那种富有还是给我幼小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至今不能忘怀。山西人的富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那院落的大气、园林的精致、屋中的明清家具、墙上发黄的名人字画，无一不显示出主人过去的富有。这样的人家在当时的太谷城里不是顶尖级的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的中产者。
　　这些财富不是来自强取豪夺，不是来自土匪式的抢掠，不是以千百万人的灾难为代价。这些财富来自几代、十几代人辛勤的经商活动，每一两银子都含有山西人辛勤的汗水。晋商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更多人的富裕。当年北京的富庶，张家口、包头、辽东这些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甚至，江南繁荣的工商业也靠晋商的支撑。
　　晋商不仅仅是富。与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独特之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晋商的股份制与当时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制不相上下，晋商内部那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和运营，绝不比当时那些最先进的企业落后。晋商的身股制至今仍被许多企业所采用，晋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至今仍有许多企业做不到。晋商不仅是商业的顶峰，是财富的顶峰，也是制度创新的顶峰。他们没有什么理论作为指导，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制度仍为当代学者们津津乐道。理论来自实践，晋商正是在漫长的经商过程中寻找到了今天上升为理论的东西。
　　今天更让我们后人敬仰的是晋商的商业伦理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正是这样的君子。早在明代，他们就有了“以义制利”的传统。淳朴的山西人是靠他们的勤奋和才智来经商的，他们不玩那种坑蒙拐骗的小伎俩。他们把诚信作为经商的最高准则，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自觉地去实践。他们的这种商业道德体现在每一个方面，融入到商业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他们的成就证明了“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晋商就是这样的大商。
　　致富的山西人并不是巴尔扎克笔下一毛不拔的葛朗台。他们有社会责任感，为国分忧，为民解困。为富不仁绝不是他们的所为。他们捐钱、运粮支持清王朝统一中国的事业，真正体现了“经商不忘爱国”的传统；他们关心民间疾苦，修路、修桥、办学、济贫，哪里有危难，晋商就在哪里伸出援助之手。他们的眼界和胸怀，让今天富起来的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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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3）
晋商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和职业经理人，他们是在山西上空闪耀的群星。他们的道德、经商才华达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新高峰。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平台上回顾这个群体时，仍然让我们觉得高大、辉煌。
　　当然，成长于封建社会的商人毕竟不同于当代企业家，他们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在新时代到来时，他们衰亡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他们与时俱进，再伟大的人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限制。江山代有人才出，我们也不必为他们的衰亡而悲伤。新时代的企业家将超过晋商的高度，再创山西和中国的辉煌。
　　我们都听说过晋商，在电视剧或小说中看到过晋商。但晋商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这本书就是要带你边游山西，边了解晋商。读了这本书，你会真正体会到晋商的伟大，也会知道，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晋商之旅开始了，我们先从晋商的起点——运城附近的那个盐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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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1）
我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者，但在晋商研究领域中，却是一个新兵。
　　我是地道的山西人，小学是在太谷县上的。山西有“银祁县，金太谷”之说，我小时就生活在这“金太谷”。太谷的富庶深深印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直到很久之后才知道有晋商之说。出于山西人的本能和对历史的兴趣，我一直喜欢读有关晋商和山西文化的书。但只是泛读而已，连认真学都说不上，更别说研究了。
　　20　世纪　60　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苦读马克思的书时，黄鉴晖、孔祥毅这些晋商研究的前辈已经在着手收集、整理晋商票号的资料了。改革开放之后，当黄鉴晖、孔祥毅、张正明、刘建生这一代学者已进入晋商研究领域并有开拓性成果发表时，我正沉醉于西方经济学之中。在　21　世纪初，我读到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这部小说以晋商为主题，故事发生在我儿时生活的“金太谷”。这本书唤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也激起我了解晋商的兴趣。于是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晋商的书，读过后写了一篇《探求晋商衰败之谜》（发表于《读书》杂志）。这应该是我正式进入晋商研究领域之始。不过，我始终不是一个专业研究者，我的主业仍然是西方经济学。在晋商领域，我充其量是一个“票友”。
　　也许由于我是山西人，也许由于《探求晋商衰败之谜》那篇文章，也许由于我在讲课和文章中经常以晋商为例子，不少单位经常请我去讲晋商。清华大学　EMBA　的学员还多次组织“晋商之旅”，请我去讲解。人们对晋商的兴趣如此之大，激发了我研究晋商的兴趣。于是，我不断寻找资料，不断阅读研究晋商及相关商帮的书，也不断思考问题。其间，也陆续为一些报刊写过有关晋商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