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蚴且惶臁⑹旎蛉臁Ｋ裕∮∽忧睦室苍对陡哂诘涞薄Ｉ踔粱褂幸恢殖莆翱弁贰钡淖龇ǎ缃枰�700 两，按“四扣三分行息”，就是借约上写 700 两，实际上贷款人只能拿到 4 折 280 两，偿还时要按700 两再加三分利计算。印局是随着城市发展、大量贫民进入城市和小商贩的资金需求而出现的，最早产生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之后消失。
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2）
山西人是最早从事印局的商人之一，所以有“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的说法。山西寿阳的清代内阁大学士祁隽藻（人称“寿阳相国”）在咸丰三年（1853 年）的一份奏折中指出：“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他还肯定了印局的作用，“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按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而且，一旦印局歇业，则“旗民无处通融，生计攸关，竭蹶者居多”。由此可看出，当时山西人在印局中也相当重要，而且在经济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典当与印局都属于高利贷资本，严格来说还不属于金融业。钱庄和账局则属于金融业了。
钱庄又称钱铺、钱店、钱局或钱号，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流通中使用的货币有银子与铜钱。通常，大额交易用银子，民间的日常小额交易用铜钱。这就需要有一个兑换货币的机构，于是钱庄应运而生。最早的钱庄就是在街上摆摊兑换银钱的，被称为钱市、钱桌或列肆兑钱者。以后做大了，就有了固定的店铺，称为钱庄或其他名称。
随着钱庄的发展，其业务活动也超出了银钱兑换。由于不同银子成色不同，以后钱庄还从事银两成色鉴定与熔铸业务。再以后，钱庄又替商人保管暂时闲置的货币，并受商人委托办理支付事项，成为商人之间的支付中介。钱庄代管的银子往往处于闲置状态，于是它又把这些银子借给急需货币的人。可见，这时钱庄的业务已扩大到吸收存款（保管银两）、发放贷款（把保管的银两借出去），以及代理客户结算。钱庄还发行过作为银钱流通替代品的银钱票，既作为客户委托保管货币的凭证，随时兑成银两，也可以直接用于流通。银钱票出现在清雍正、乾隆年间，这时离票号的产生已不远了。
山西人在全国开了多少钱庄没有统计数据。早在明代，山西人就进入钱庄业，到清代时更为壮大。仅乾隆三十年（1765 年），苏州的山西钱庄就有 81 家，并筹资修建了现在已改名为“中国戏剧博物馆”、让贝聿铭和余秋雨惊叹的“全晋会馆”。随着山西钱庄的发展，还出现了同业的行会组织。例如，乾隆年间，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就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宝丰社，他们成功地熔毁了市场上流通的不足成的“沙钱”。
山西人的钱庄还发行过六种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钱票，包括由本铺出票并兑现的“凭帖”，本铺出票到另一铺兑现的“兑帖”，当铺给当铺或钱铺给钱铺的“上帖”，由非钱庄商号所出、钱铺接受的“上票”，商号用以搪塞债务的“壶瓶帖”（相当于今天的“白条”），以及类似于现代远期汇票的“期帖”。这些信用工具最迟在道光年间已在山西商人中普遍使用。
账局又称账庄，主要从事发放贷款的业务。它出现最晚，但也最接近于现代银行。账局出现在清雍正、乾隆年间。有记载的第一家账局是乾隆元年（1736 年）由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 4 万两白银在张家口建立的“祥永发”账局。
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3）
账局的主要业务是发放货款、收取利息，贷款多以一年为期。其贷款的对象包括大商户，印局、当铺、钱庄等金融机构，以及各级官员，尤其是要用钱取得实缺（实际职务）的候选官员。后来，也发展到吸收存款和汇兑。在票号末出现之前，账局在经济中十分重要，祁隽藻就有京城“银钱所以不穷，尤藉账局为接济”的说法。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北伐，“账局多半停歇，市面顿形萧条”。从事账局的主要也是山西人。据统计，咸丰三年（1853 年）北京有 268 家账局，其中由山西人开设的有 210 家，占所有账局的 80％ 以上，从业人员不下万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票号出现之前，晋商已经在金融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晋商的商业与金融业是互动的，商业带动了金融业，金融业又促进了商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晋商越做越大，进入了全盛时期。
票号出现前的钱庄、账局中已经有了以后票号的业务， 所以，由钱庄、账局到票号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山西人在这些金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也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这一点上看，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既然山西有“祖父的祖父”，出现现代银行的“祖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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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1）
日升昌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有许多地方令人流连忘返。那至今壮观的古城墙，别具异彩的八卦街，路旁明清风格的店铺，明清的县衙门，城中的金井楼……都会使你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无论这些美景如何吸引你，也无论你的行程多么匆忙，千万别忘了去日升昌。这里是晋商票号的起点，中国票号博物馆也设在这里。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业，这里是必去之地。
日升昌座落在平遥城内西大街路北。它的门脸并不大，也没有今日银行的那种辉煌与霸气。甚至与遍及平遥城内的店铺相比，它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但就是这么个并不起眼的地方， 却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如今，票号早已烟消云散，但人们会永远怀念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站在日升昌的门前，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会是这家日升昌？这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结果呢？还是有其必然性？
日升昌原来是西裕成颜料铺，其东家姓李。山西历来有发达的丝绸与棉布业，相应地，也就有了为之服务的颜料业。在发达的平遥颜料业中，西裕成是龙头老大。如果没有雷履泰，西裕成也许仍然做它的颜料业，不会改为日升昌，并进入一个它从未涉足过的新行业。雷履泰在西裕成工作是一种偶然，西裕成改为日升昌，由颜料业进入票号业当时也只是雷履泰的灵机一动。 这一切，的确有一些偶然性。
雷履泰当年是西裕成的大掌柜。东家李大全喜好交际，乐于助人，为人慷慨而不拘小节。那年月，尽管也有钱庄发行过钱票，但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商人经商，资金调动全靠镖局用小车运送，镖师保驾。运送银两的安全不仅靠镖师的武艺高强，还要靠镖局和镖师在黑白两道上广泛的人脉关系。本地结帮成伙的强盗不抢镖局的镖车，这是“盗亦有道”。
不过，某些本质上与盗匪相同的农民起义并不讲这些“道”。在他们看来，一切钱财都是不义之财，他们替天行道就是有钱必抢。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白莲教就是横行于北方的义军。平遥许多在外经商的商人担心安全，就让李大全帮他们把银子送回家乡。西裕成在各地的分号和总号之间常有资金调动，李大全就让这些商人朋友把银子就近留在分号，由他或分号掌柜们写个条子回平遥总号取银子。
在东家李大全看来，这是广交朋友、助人为乐，但雷履泰从中看到了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用这种方法来调度资金，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买卖，通过汇兑银子来赚钱呢？他的建议得到东家的支持。在雷履泰、毛鸿和程大培的精心策划下，决定把西裕成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票号采用股份制，股银为 30 万两，每股一万两，共 30 股，身股也为 30 股，同股同红。道光三年（1823 年），日升昌在喜庆的气氛中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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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2）
从这个过程来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确有某种偶然性。如果雷履泰不在西裕成当大掌柜，如果李大全生性刻薄，不愿帮别人运银子，或者满足于当颜料业龙头老大，不听雷履泰的建议，那么，票号的历史就要改写。第一家票号也许是在平遥的其他商号，或者同样有经商传统而又富裕的祁县或太谷。当这些“如果”没有发生时，第一家票号就定格在西大街上的日升昌了。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日升昌成为第一家票号是一种偶然，但由晋商创造票号业则是一种必然。日升昌的偶然性正体现了晋商由商业进入金融业的必然性。
票号最早出现在晋商，首先是晋商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晋商成为一个商帮最早起家于明初“开中制”后进入盐业贸易。但在明代中期“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后，晋商除一部分大盐商迁居扬州之外，留在山西的已逐渐丧失了从事盐业的区位优势。这时，他们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参与多元化的贸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这时，在晋商贸易中最重要的是与俄罗斯、蒙古的茶叶贸易。从乾隆二十年（1755 年）到嘉庆五年（1800 年）的四十五年间，中俄贸易增长 18 倍多，年增长 40％ 左右，的确为晋商带来了大量财富。但在此之后，这种贸易不再继续增加，甚至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时，晋商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