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末年，潞州六县种桑 8 万余株，弘治时达 9 万余株。与此相应，这里就有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潞、泽两州，织机最多时达 万余张，成为与苏、杭并列的三大丝绸专业区。潞泽所产的丝绸有大小潞绸之分。大潞绸每匹长五丈，宽 2 尺 5 寸；小潞绸每匹长三丈，宽 1 尺 7 寸。潞绸分天青、石青、沙兰、月白、酱色、油绿、真紫、黑色、红青、黄色、绿色、红色、秋色、艾子色等14种染色。织工精细，染色鲜艳，受世人欢迎，也为西门庆和其他富户的妻妾们喜爱。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有“潞最工”的记载。
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2）
潞绸及山西各地丝织品的产量有多少，没有详细记载。但从明代官府年征农桑绢数量可见一斑。明洪武年间，年征农桑绢 4574匹，内本色 3674 匹，折色 920 匹。嘉靖初年（1522 年），年征丝 50 斤，绢 4777 匹。潞绸在洪武年间兴起到万历以前的一百五六十年间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从万历三年（1575 年）起，官派潞绸逐年增加。万历三年 2840 匹，十年 4730 匹，十五年 2400 匹，十八年 5000 匹。由于官派增加和潞绸价格下降，万历以后潞绸衰落。直到清政府减少了官派并提高了价格，潞绸的生产才有所提高。北方边疆贸易以及新疆伊犁与俄罗斯贸易的丝绸主要由山西供给。
丝绸业的发展促进了贸易，并出现了从事丝织业的专业富商巨贾。这种贸易包括产品销售和原料采购。山西商人在各省开店设号，出售丝绸和购进蚕丝。在明代，张家口就有“潞州绸铺”或“泽州帕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生活在山东，“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生活在苏州，“二拍”的作者凌初生活在浙江湖州，但他们都了解潞绸。可见，潞绸在当时国内已有广泛的知名度。山西的丝绸产品甚至还出口到南洋、日本、俄罗斯及其他地方。同时，山西本地蚕丝不够用，还远到川湖之地购买原料。“川丝”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生产的蚕丝，“湖丝”指浙江湖州府出产的蚕丝（胡雪岩就在这里从事蚕丝贸易）。以后也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采购。在这种丝绸的生产和销售中出现了富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票号东家侯氏原来就从事丝绸贸易。
与丝绸相关的还有棉花与棉布。北宋年间，山西南部的河东就是一个“勤农织”的地区。当时“织”主要是麻布，以后主要是棉布和丝绸。山西的棉花和棉布不如潞绸那样知名，但对晋商兴起也起了积极作用。
棉花古称“木棉”或“吉贝”，原产自南番，北宋末年引入中国。最早在江南开始种植，元代移种于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到明代遍及江北与中州。山西种棉始于平阳府（今临汾），棉花的种植又推动了棉布生产。据记载，榆次生产的布耐用，颇受欢迎。榆次常家原来就在张家口开布铺。据史料记载，太谷“无问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徐沟“在城在乡有人纺织”，孝义“男妇皆能纺织”。可见，棉织业之普遍和发达。当时的棉布产量有多少？据不完全的资料，明代山西每年田折征棉布在 50 万匹以上，棉花 15 万斤。
棉花与棉布业也带动了商业，出现了长途贩运棉花和棉布的商人。平阳府的棉花大量北运，平遥最早成为棉花等商品的集散地。乾隆二十四年（1777 年），平遥就有货栈旅店 13 家。还有商人走向外省，其中翼城县和太平县最有名。太平县棉布商去了陕西三原县，翼城县棉布商去了京城和通州，分别建立了晋翼布商会馆。绛州棉布商赵忱在明代就贩运木棉数万斤到西宁销售。
丝绸、棉布离不开染色。与此相配套，山西的蓝靛种植和颜料业发展起来了。平阳府的临汾、襄陵、曲沃等县都种植蓝靛，用它制作的青色染料称为靛青。曲沃县城关有 17 个商品交易市场，其中有一个就是“靛市”。当地所产蓝靛不够用，商人远下江西赣州去采购贩运。
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3）
山西临汾、襄陵和平遥以制造颜料著称，其中平遥最有名。平遥的颜料业开始于明朝，最盛时颜料商有数十家，生产的各色颜料畅销全国，占领了大半个市场。他们在京师、汉口、天津、通州、保定等地都有铺庄，销售自产的颜料，在京师还有颜料会馆。日升昌票号的前身西裕成是当时资金最雄厚、规模相当大的颜料业龙头老大。西裕成以制作铜绿颜料闻名，雇用的工人在千人以上。铜绿是把铜片装在木匣子里，用醋糟盖上，加热，使铜片酸化，两天后剥下铜片的铜绿加工而成。西裕成的铜绿工艺合理、色彩纯正，产品供不应求，在平遥、京师、天津、沈阳、四川等地都有铺面商号。资金雄厚和分号众多是它以后能最早进入票号业的重要原因。
丝绸、棉布、颜料在晋商经营的行业中都算不上大，但这些产品贸易程度高，实现了商品化生产。所以，它们对晋商兴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读《金瓶梅》这类小说时如果能联想到晋商，你会觉得读这些书更有趣。
并不遥远的驼铃声（1）
驼帮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当你在山西享受旅游的欢乐时，别忘了奔波在沙漠上的晋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俄关系解冻之后，一批俄罗斯商人来到中国。他们的购物清单上有一种商品是“川”字牌砖茶。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仅市场上没有这种茶叶，而且许多人都不知道，并不产茶的山西还销售过至今令俄罗斯和蒙古人难以忘怀的“川”字牌砖茶。
“川”字牌砖茶是祁县渠家的长裕川茶庄销售的。当年经营对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有许多晋商商号，渠家是其中一家。比渠家茶叶贸易规模更大的是被称为“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这段历史离现在也就一百多年，但竟然已没人知道晋商还做过这样的贸易。人们真的是太健忘了。
当年中国出口国外的茶叶主要是两条通道。一条是从广东的广州和泉州出发把茶叶运到欧州，经这条路出口的主要是绿茶；另一条是晋商通过陆路把茶叶运到俄罗斯和蒙古。这条陆上之路在山西境内大体上是我们今天在山西旅游时所走的大运高速公路，再往北运主要是靠沙漠之舟——骆驼。当时，晋商把十五只骆驼编为一队，十队为一房。数房相随，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茫茫沙漠中日夜不断，飘荡四野，数里可闻。所以，晋商中经营对外茶叶贸易的被称为“驼帮”。由“驼帮”所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那驼铃声今天似乎仍可以听得到。
“驼帮”的形成及晋商茶叶贸易之始是在清康熙、雍正年间。而且，山西人从事茶叶贸易并不是由于它生产茶叶，而是它与广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俄罗斯和蒙古）相邻。换句话说，促使“驼帮”形成的是需求，而不是供给。
山西人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历来存在物物交易，只是由于民族纠纷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明代中期开放边疆贸易，设立马市之后，这种贸易越做越大，主角是山西商人。从明代到清初，山西人就把汉中和四川的茶叶运到这一带销售。以后的“驼帮”茶叶贸易正是这种贸易的延伸与扩大。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根据这个条款，双方持有护照的商人可以过界交易，且不交纳进口税，只在各国境内出关时交出口税。
这项促进贸易的政策符合双方的利益。从俄国来说，一方面需要来自中国的茶叶等物品，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大宗商品毛皮在欧州市场上遭遇北美毛皮的激烈竞争而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市场。从中国来说，在明代中期实行“折色制”以后，盐业贸易向以扬州为中心的内地转移，晋商需要开拓北部市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双方的这种内在贸易需求变为实际的贸易行动。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贸易迅速扩大。在俄国一方，1697年沙皇发布命令，禁止西伯利亚各地督军阻挠商队赴华贸易，否则处以巨额罚金。第二年，又允许赴华俄商不必远道去莫斯科领取贸易证书。这些政策使俄国对华出口总值达 24 万卢布，超过俄国对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据不完全统计，从 1698 年到 1716 年，俄罗斯对华出口的毛皮总值增加了七倍多。晋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丝绸也有相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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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驼铃声（2）
1725 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布连基条约》。1728 年，又在此基础上签订了涉及两国全面关系的《恰克图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中俄边境，并把恰克图这个中俄边境（现为俄蒙边境）上的小城作为两国贸易的商埠。这为两国贸易的继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俄国一方，政府允许私商参与贸易活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官方商队。俄国境内出现了大批加工出口中国商品的工厂。在中国一方，原来晋商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就有贸易基地。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参与恰克图市场的创建，确立并保持了在这个市场上的垄断权，继而深入俄罗斯内地设庄经商。“驼帮”就是由内地向恰克图运送货物的商队。中俄贸易之大，就连远在英国的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他写了《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称俄国人“独享内地陆路贸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论述道：“恰克图一带的边境贸易，事实上是而且根据条约都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清政府实行信票制（又称“部票”、“龙票”或“票证”），凡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西蒙一带及恰克图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