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以后，晋商还抓住了两次机会。一次是清统一中国后的贸易机会，另一次是清道光年间的金融创新——票号。这些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介绍。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1）
如果要画一幅晋商在全国各地活动的画，我想应该写上：“晋商走遍全国，商也富来，民也富。”
北京的“都一处”和“六必居”是两家著名的老字号，有关它们的传说许多人并不陌生。
乾隆十七年（1753 年）腊月三十晚上，北京城里的店铺都关门打烊回家过年了，只有前门附近一家小店还在开门营业。子夜时分，来了模样像一主一仆的两个人。他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后并没有离开。当他们发现这家小店并无招牌时，就让店主拿来笔墨，主人模样的人写下了“都一处”三字，是说这时开张的店在京都只有这一家了。不久，宫中送来一块虎头牌，店主才知道来吃饭并题字的人是乾隆爷。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已无法证明了，但“都一处”的确成了老字号。不知道当年乾隆爷吃的是什么，至今让我留恋的是它的烧麦，薄皮大馅，一咬一口油，真香啊！
另一个是关于“六必居”的。“六必居”也在前门附近，是明代时官员们早朝之后常来喝个小酒、聊聊闲天的地方，连当朝宰相严嵩也常来。尽管在今人看来严嵩是奸臣，但严嵩也是大书法家，又位极人臣，能请他给写个店名，生意会更加兴隆。但严嵩的字不好求，他们就去找严夫人。严夫人想了一个办法，写了许多幅“六必居”的字，严嵩看了认为写得不好，就自己写了一幅让夫人临模。这幅字就刻成了“六必居”的店牌。这也只能听之一乐，但“六必居”之盛名却非虚传，至今不少老人都非“六必居”的咸菜不吃，大酱不用。
知道这两个传说的人不少，但知道这两家店为山西人开的并不多。“都一处”为山西李姓青年所开，他所制作的马莲肉和晾肉堪称一绝。乾隆皇帝去吃饭时，李掌柜已去世，店主是他的妻子盖素珍。“六必居”为山西临汾人赵存义、赵存仁、赵存礼三兄弟所开，他们经营开门七件事除茶之外的“柴、米、油、盐、酱、醋”。这六种东西是日常生活离不了的，故有“六必”之说。
在当年京城的晋商中，这两家店绝对谈不上大，主人亦小康而已。但从这两家我们可以看出，山西人无处不去，无一行业不经营，而且出手就成功。山西人经商之才能可见一斑。
再来说北京，从明代起山西人就在北京经营着各个行业，几乎无所不包。所开的名店除“都一处”、“六必居”外，还有经营纸业的“洪吉纸号”、经营药业的“万全堂药店”（这家店早于同仁堂）。山西人在北京有多少商号、有多少商人已不可考，但在北京最早建商人会馆的是山西人，会馆最多的也是山西人，达三十二个。
当然，到北京经商只是山西人顺手玩玩。山西人在其他许多地方的买卖比北京大得多。近代学者严慎修在其所著《晋商盛衰纪》中写道：“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州、内外蒙古，以至俄国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几无不有晋商。”再来看具体的记载：“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人。”四川打箭炉“城以内所驻商贾，惟秦、晋两帮最伙。”康熙皇帝也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易，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清宣宗实录》中则有“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等处贸易”的记录。山西究竟有多少人在外经商？根据在平遥等地的调查，有从商经历的人占成人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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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2）
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山西人在经商，哪一个省可以与之相比？徽商也算第二商帮了，但他们主要还是在南方富庶之地活动，很少去过这些偏僻、边远的地方，更别说国外了。至于其他的商帮，都是一些地域性相当强的商帮。与晋商相比，它们都要用一“小”字来形容。晋商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仅在于它有富甲海内的大户，还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经商运动。就连梁启超先生都说，能让他“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只有“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
在这种广泛的经商过程中，晋商不仅富了自己，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为富一方。
清王朝统一中国，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乾隆初年，为了加强西北蒙古地区的防卫力量，清政府将右卫将军改为绥远将军，其所属的八旗子弟军队由右玉移驻绥远，进行屯田耕种，并鼓励内地百姓前往口外开垦荒地。绥远地区农业得到发展，前来经商的山西人很多，以后最著名的就是乔家和大盛魁。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先在包头一带当伙计，以后与秦氏合伙开了一个草料铺，兼营豆腐等小吃和杂货。该店成功后，秦氏儿子不肖，全由乔家接管，以后发展为经营各个行业、有十几家店铺的集团。因为这些店铺的名字中大多有一个“复”字，故乔家在包头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这家商号对包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一家对内蒙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商号是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所创建的大盛魁商号。总号原来在乌里雅苏台，后迁至归化。他们经营的商品包括茶叶、烟草、绸缎、糖、铁器、蒙古靴子、木碗、药材、牲畜、冻羊肉、皮毛等。大盛魁在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对发展这个地区的生产、活跃经济、改善牧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广大的北部边疆，本来是荒凉而贫穷的，晋商在改变这种状况中起了重要作用。归绥地区从清初开始移民开荒种地。山西人在这经营皮业、餐饮、肉、药材、纸张、百货、铁器、木材木器、油漆、典当、钱庄、票号、理发、修鞋、缝纫等，既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移民增加。到光绪十年（1884 年）时，已有“土农工商数十万户”。库伦（今乌兰巴托）和多伦原来为落后的草原，山西人在这里主要经营牲畜，对当地开发起了主要作用。到宣统末年，库伦地区已有近 20 万人，超过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地区的总和。
山西人在东北的贸易应该是从明代中期在辽东设东马市正式开始的。这里原来地广人稀，自山西人来后城市人口逐渐增加，没有店铺的地方也有了店铺。晋商大户太谷曹家正是从辽宁的朝阳起家的，所以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城”之说。据不完全的资料，在奉天（今沈阳）的山西商人有 130 余人，当然这些只是大店铺的东家或进行捐助者，实际在此经商的山西人十几倍于此数。他们还来到吉林、黑龙江一带。东北的晋商主要从事粮食的生产、运输与销售，以及酿酒业和榨油业，组织当地土特产的运销，包括人参、鹿茸等。这些经商活动使东北经济发展加快。到宣统末年，东北人口已达到 1800 多万人，比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增加了近六倍。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3）
山西商人在新疆哈密、巴里坤这一带的活动始于康熙末年，是随清驻防而去的。起初以运粮为主，以后经营茶叶，并向内地贩卖玉石。此外，晋商还在四川雅州、青海松潘这一带地区经商。
晋商在各地经商都对当地有重要影响，即使像苏州这样繁荣的地方，晋商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道光八年（1828 年），由于商业用银多由票号汇兑，少了数百万两现银而使苏州市场波动，物价飞涨。这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商业本来就发达，晋商的到来，再重要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北部落后地区，晋商的到来就是“雪中送炭”。而且，到这些地方来从事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晋商。所以，我们重点介绍了晋商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活动与影响。
记得有一幅画是表现“领袖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我想，如果画一幅晋商在全国活动的画，就应该写上：“晋商走遍全国，商也富来，民也富。”今天，当我们为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而欢呼时，不要忘了当年晋商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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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由何而来（1）
了解晋商如何挖到第一桶金，是对历史和先人负责，也可以启示今天希望成功的创业者。学晋商，先学晋商的品德。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当少数人致富之后，社会上总难免有各种怀疑与猜测。这就有了第一桶金来路不正的“原罪”说。有些富人也内心不安，编造了各种“神助”的神话。
太谷北村的晋商大户曹家声称，自己的第一代创业者曹三喜在外卖沙锅时，有一次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里。结果，晚上发现满地是金银财宝，从而发家。旅蒙商号大盛魁也编造了一神秘老人留下银子的故事，并煞有其事地设立了“财神股”。在一个人们普遍信神信鬼的社会中，这些故事也许会有人相信。但说得多了，反而会有越描越黑的效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过程也许充满了对外殖民、掠夺的血和泪，但晋商的第一桶金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和才智，再加上抓住了“开中制”和清王朝统一中国这样的好时机。晋商中许多成功的大户，如曹家、乔家、候家、冀家、渠家、常家等，都是从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经过很多代人努力成为富商的。他们在成功之后也走了官商结合之路，但在起步挖“第一桶金”时，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就是明代张、王这样富可敌国的富户，起先也是自我奋斗，成功后才有人去读书、当官，靠权力而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