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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于每年秋季举办的年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会之一，各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最大的商业银行行长全部与会，每次会议人数均超过万人。我记得1981年的年会在美国举办，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墨西哥债务危机，这个拉美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大量举债，终于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所欠的810亿美元的外债根本无力偿还。而就在会议召开的10月6日那天，电视上突然播出一条重要新闻，强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东立即出现了风声鹤唳的局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么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迎面扑来。只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一张新鲜的面孔，年会上也没有太多话题与之有关，但是改变在逐渐中，中国渐渐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1981年到2005年的24年间，我参加了24届世行年会――有幸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当然前后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这种幸运，也成为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
1982年11月，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后来有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的是葛复村司长，他对我评价是，“年轻，内秀，好苗子”。
华盛顿，18街和H街的路口，1818号，一栋13层高、外表并不起眼的灰浅色楼，门口一个玻璃罩着的平台，拥挤地插满了130多个国家花花绿绿的国旗。
华盛顿的秋天并不太寒冷，冬青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天蓝得几乎看不到一朵云。我眯着眼睛站在街口打量着眼前这幢办公楼和进进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在技术助理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先后历经了三任执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决策层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执董起草发言稿。这是一份弹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执董的后面，有什么干什么，也可以自己琢磨着去干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当然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点，多做一点。那时侯，中国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对国际游戏规则和新的经济动态不太了解，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贷款政策出台，如果对各种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国内反馈的多一些、及时一点，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和关注；反之，只好等着“天上掉馅饼”了。我记得在这段时间， 世行内部正在酝酿，建立一个为私人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风险的担保机制。执董会在83年到85年期间，先后多次讨论，世行管理层也就此起草了各种方案。在中国执董办内， 我是负责跟踪和研究这项工作的，为了更加深入、仔细的研究各种方案对中国的利弊，我不仅认真阅读了所有相关文件，而且还专门查阅了与此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给执董起草了分析报告和建议，并由他提交回国内供决策层参考。
1985年9月15日，世行执董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MIGA的决定，MIGA后来正式叫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这是世行集团第五个附属机构。中国是最早加入MIGA 的29个国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还不到30岁，精力充沛，为了多学点东西，我很愿意多做事，因为我的“勤快”，几任执董都非常喜欢我这个小年青。一般来说，执董的助理都是两三年一换，而我则在助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时，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1981年…1985年，这几年是世行与中国的“蜜月期”，双方关系发展迅速，互信不断加强，项目合作内容和领域日渐扩大，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从零逐渐增加到一年15亿美元左右。80年代中期，中国引进外资的渠道并不很宽，资金来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欧洲一些友好国家的双边援助，加上一些跨国商业投资。在这中间，世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比重非常高，大约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20％――30％，中国从世行的贷款带有很强的改革示范效应。因此，中国政府对世行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世行的行长级官员来华，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接见。在华盛顿世行总部的中国执董办公室，我常常感受到来自国内的热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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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4）
1987年，我奉调回到了财政部。由于世行与中国业务发展很快，那时的累计贷款已超过100多亿美元，世行处也已升格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综合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两年后，又升任副司长。记得当时的王丙乾部长找我谈话时说：“你是财政部建国后最年轻的司级干部。”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种“最年轻的”记录。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与世行的合作进入黄金时代，从项目来说，贷款领域从农业、城建，扩大到环保、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从地区上看，全国大陆各省区除西藏外都有项目投入。
1992年9月，我再次被派到华盛顿，出任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此时，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从1992到1994年间，世行组建全球环保基金（GEF），我有幸做为中国代表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经过战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性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获取近期利益，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森林被过度砍伐，大气和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在德、法的倡议下，有关国家决心组建一个全新的环保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的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环保署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牵头下，各国就相关事宜开展谈判，其协商的焦点是基金如何设立、如何执行。在审批权和否决权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分歧，会议不得不一次次地召开，会议地点也不断的变更，经过长达2年的谈判，最后的会议选择在日内瓦的万国宫召开，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时分，会议各方终于达成协议。在2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与巴西、印度、哥伦比亚等国密切合作，跟美日等进行了一次次的拉锯。在回国的一次汇报中，领导问我有何感触。我脱口而出：“在国际事务中，我悟出两个道理，一个是财大才能气粗，国家一定要强盛；第二是有实力加上有道理，才能真正摄服别人。”
1994年11月，奉国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95年4月，我升为正司级干部。在世行大楼里，在世行执董会中，我成了中国声音的代表者。那年我37岁，是世行二十四个执董中年纪最轻的，但也是熟悉世行的 “资深级”的执董之一。
进入世行：从中国执董到秘书长（1）
“你去世行任高职，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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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沃尔芬森在行长办公室请我考虑出任秘书长兼副行长，这个提议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邀请我加入世行管理层的行长。
当时，担任世行秘书长的是一个莱索托人，1995年1月，他因为准备竞选非洲开发银行的行长，而请求离任。
有一天，时任行长路易·普莱斯顿突然打电话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会与我谈中国与世行的关系。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孩子（他习惯用这样的昵称），你有没有考虑过到世行管理层工作？”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没有考虑过，不过我可以考虑这个建议。”
“好的，我建议你考虑一下。”路易是一个工作节奏很快的人，以高效率著称。他任世行行长三年多，在此之前曾是美国大名鼎鼎的JP·摩根银行的董事长，一个典型的华尔街老板（CEO）。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没有再深入下去，他也没有给我做任何有关职务的承诺，我也仅仅视之为一次非正式的试探性交谈。没想到，不久后路易患了肺癌，并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去世。
1995年6月，时年61岁、原籍澳洲后来移民美国的投资银行家詹姆士·沃尔芬森被美国总统克林顿选中，宣布出任第六任世行行长。据当时的报道，“沃尔芬森擅长交际，热心环保，喜欢拉大提琴，是一个成功的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是华尔街著名投资公司所罗门公司的合伙人，后来自己组建投资公司，《华盛顿邮报》形容他“非常喜欢与各国首脑平起平坐地进行会谈。”
对于我来说，沃尔芬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还是在他的行长选评期内。那是1995年4月初，美国执董为了让各国执董对行长候选人有一个直接的了解，便在离世行不远的，著名的水门饭店，安排了一个沃尔芬森与各国执董见面的午餐会。餐间，沃尔芬森对大家说：“你们在世行问题上，有什么建议可以向我提出来。”
有些执董将这句话当成沃尔芬森的一句客套话，而我则觉得他或许真的需要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于是，我便写了一封短信给他。
信中，我提了六条建议，包括强调世行的宗旨是发展而不是搞政治；我还建议要处理好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资金的支持与政策要并重；不仅要让发展中国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