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信息计划支持权利和人员下放；
―― 逐渐收回投入成本；
―― 利用信息系统改进风险管理
―― 利用信息系统推进业务程序的简化
―― 促进会员国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第一个阶段是投资和建立平台，下一个五年是如何在平台上跳舞。”这是姆信新计划的核心。我看着他的方案，再一次暗暗庆幸，当初真是没有选错人。【哈佛案例中，也有一张表格】。
从2000年到现在，世行的信息化工作，一直受到广泛好评。在所有的国际组织，甚至与很多私人公司相比，世行的这一系统也是非常先进的，它让世行这只曾经的“泥足大象”变得灵敏起来，通过一个先进的信息系统，促使世行向一个学习型企业转变。有媒体评论说，“只有在世行这样的公共机构才能做到如此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私人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
2003年11月，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华伦（Wanen）教授把世行的信息化改造写成案例，编入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库，华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公司信息管理专家，他将这个案例当成他教学中最好的五个信息案例之一。
在这个编号为“N9…304…055”的哈佛案例中，华伦教授写道：利用信息为业务服务，促进业务工作，世行是一个样板，它远远地走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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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当日：紧急疏散7000人（1）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念头：这次袭击对于一家全球性发展金融机构来说，会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我竟不敢深想。
世行每天有三千多人在全球各个国家工作，其中包括住在100多个国家的2800多人和每天坐飞机穿梭在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上空的几百人。几十年来，世行形成了一套对付、处置各种应急事件的程序和做法，有的国家发生军事政变，有的出现民事###，有的涉及飞机、轮船、汽车等重大事故，也有处理日常犯罪的事务（交通、被盗、医疗急送）。在世行50多年的历史中，尽管有那么多人在上百个国家作业，每天有上千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各地奔波，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恶性事故。
在这些年里，尤其是冲突和灾难众多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世界银行采用了不断加强的综合性应对体系来防护和处理这些危机。例如，每隔一定的时期，各个国家的办事处都会有应对灾难的演习。在很多局势不稳定的地区，当我们的职员进入那些没有固定的电话线路或手机不通的乡村时，都被要求带上卫星电话。
所有这一切，都把注意力放在华盛顿总部之外，总部更多的是考虑防火防盗。因此，2001年9月11日，当本·拉登的袭击突然降临美国本土的时候，我们跟所有的美国人民和机构一样，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世界银行地处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离最可能的攻击目标――白宫只隔两个街道，不到一公里。
9．11，世行经历了创建以来最惊慌的一幕。
所有的一切都太突然，太出乎意料。
那天上午9点，跟往常一样，执委会开碰头会，这是例行的三十分钟。突然，门被推开，沃尔芬森的秘书喊到：“世贸大楼被撞了！”我们立即打开电视，看到正在直播的画面：整幢大楼浓烟滚滚。我们都惊讶的想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秘书一直在不停地絮叨说是有架飞机撞进了大楼，我们还都认为那不过是场意外而已。
接着，又看见另一架飞机撞了进去，在方形大楼的中部冒出了个大火球。直到那时，我们还没意识到是恐怖袭击，只是觉得奇怪，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叫了起来，这会不会是有意的攻击？但是还没有人用恐怖主义的字眼。
秘书给我送条子，保安部门来电话要汇报。我要求把电话接到会议室。
值班保安经理的声音十分紧张――他曾是美国国务院的保安局副局长：又一架飞机撞入了五角大楼，还有另一架正飞向白宫。
这不正是我们所在的方向吗——我们就在白宫的隔壁。
从我们的窗口可以看得到五角大楼。当大家往窗外看时，五角大楼上空已经冒出了黑色的浓烟。
还有一架飞机正朝白宫方向飞来！真的吗？！
瞬时，与会的人全部紧张了起来。行长说，我们要赶紧撤离。
我是银行危机管理领导小组的组长。行长要求我立即启动危机管理程序。
那时，局面已经开始混乱了，尤其是在外面的大街上。从窗口看出去，人们已经在街道上四处乱跑。我们的大楼内也是如此，员工们急着涌向电梯和消防楼梯。
我告诫自己，这时候不应该慌张。我需要履行领导的职责。
我在和行长协商后，立即和危机管理领导小组成员通了话，指示他们三项事务：
―― 除非有新的进一步的通知，所有人员必须迅速撤离大楼。
―― 通知所有国家办事处人员，让他们在当地加紧安全措施。
―― 检查旅行记录，看是否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撞楼的飞机上。
紧接着，行长冲进了大楼的广播室，通过大广播，要求大家立即离开大楼。
由于人员集中，楼道全部挤满了慌张不堪的人们。我要求保安在每个楼层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员工滞留。行长在广播里一遍一遍地通知，人们离开后，不要马上回来，等待通知。
接着，行长和我都到一层的保安调度中心，巡视周边的情况和收听电视台的报道。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有组织的恐怖行动，而且在短期内看来不会立即结束。
我通知保安经理，马上启动电话联络网，并给全银行的职员发了Email，发出了立即回家，等待通知的命令。
11点，保安报告说，所有职员已离开银行。
我去看望行长，他和秘书在办公室里。我向他报告了已经采取的和将要采取的措施，他感叹到：“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现在真变的不认识了！”
他点燃一根雪茄，并给了我一支——在和他相处的10年里，这可是我第二次看他在这里抽烟。
我感到有点累了。在那个禁烟的房间里我们默默的抽着烟，相顾无言，却彼此感到了一丝慰籍。此时是上午十一点半，原来人声鼎沸的房间忽然间变得空荡荡的，一切都如梦幻般的诡异。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念头：这次袭击对于一个全球性发展机构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竟不敢深想。
我和行长分手了。我们约定用电话保持联络，等到形势明朗了，在决定什么时候恢复办公。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和全世界的人一样被深深地笼罩在袭击造成的恐惧和不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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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当日：紧急疏散7000人（2）
然而，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世行的安全/紧急应对体系表现出色。二十分钟之内，将7000多人从世行的四座办公大楼疏散，没有一例伤亡，没有任何员工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全银行都迅速的警觉并行动起来。这要感谢我们现在拥有的全球现代通讯系统，以及辐射全世界的三颗轨道卫星。在遇到这样的紧急状况时，我们的决策系统还算是敏捷的。我们做出撤退和疏散决策，比隔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整早了30分钟。这可是要命的三十分钟。
“9·11”彻底改变了人们，特别是美国人对世界安全的看法。它让世界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乱，至今混沌未解。世界银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在这一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我们的研究人员写到：当意识形态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之后，东西方再次以宗教见解的分歧展开了对峙，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甚至是更为深远的。
“9·11”之后，我们还重新审查了危机管理系统，作了两个决定：
其一，我们将对整个安全保障程序作一些改进和调整，包括华盛顿总部和所有国家的办事处。
在华盛顿：严密出入口和通道，大楼周围的安全措施；增加紧急应对设备；改进的监控和情报搜集设施；针对新员工进行安全清查程序。
在办事处所在的国家：对安全设施进行重新审查；进行更多的安全训练和练习；改进紧急情况下的联系程序；检查和改进紧急疏散程序。
此外，世行的危机管理团队会升格为危机管理委员会，我再次当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在地区层面，也设立由副行长牵头的地区危机管理委员会。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及时传播信息和实行有效联系，我们还会引入一个“安全监控传达”体系。
其二，我们对全行的关键系统进行了更严格的检查，检查的宗旨是要实行一个“连续性营运计划”，这在新形势下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的目标是在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机构的继续运转。为此，我们审查了是否有大范围的交通和通讯线路不连贯的情况；如果华盛顿再次受到袭击，全行需要停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假设银行受到直接的攻击，大楼是否会因此倒塌，不能再使用，等等。
为了防备最恶劣的情况发生，我们接受专家的建议，在离总部25英里的郊区，设立第二套备用的计算机系统，购买了一幢备用大楼，必要时计算机、财务人员可以搬入办公。并考虑利用在印度和巴黎已有的设施，建设全球范围的应急备用计算机指挥运作体系。
“9·11”带给我的震撼是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与行长一起组织了一场7000人的紧急疏散，看上去还做得不错。
从那之后，世行介入国际突发事件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
2001年，世行参与阿富汗重建，我亲自跑到实地参与考察；
2002年，世行受委托对伊拉克进行经济普查，世行官员穿着防弹衣在全副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