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进化- 第7部分

　　　　自然之母不是个“基因中心主义者”，即，当同样的信息（大致上）可由世界的某种其他规律性，被以同样可靠、而且更廉价的方式传递时，自然选择过程并不偏爱经由基因传递信息。存在一些由物理定律（重力等等）和可以被安全“期待”会得以保持的环境长期稳定性（海洋盐度、大气成分、可被用作触发器的物品颜色）所提供的规律性。因为这些条件多少是恒定的，它们可被遗传配方默认为前提条件而不予“提及”。（注意，盒装蛋糕糊常常为高海拔烹饪指定一个不同的烘烤温度，或添加额外的面粉或水，这是个存在变数的例子，该变数迫使配方提及某些它原本可能省略不提的事情。）。xjqi。

　　　　在可以被基因配方预设为前提的规律性中，包括了经由社会化学习而在代与代之间传递的那些。这些是可期待的环境规律性的更多例子，但它们更重要，是因为它们本身有成为选择性修枝对象（不像（比如）重力）的可能性。一旦信息传输通道建立，并且成为基因进行某些传送的“依靠”，它本身就成了设计改进的对象，就像在亿万年中改进了DNA编码、复制、编辑和传播过程的种种改良。比如，倾向于延长亲子联系与互动的遗传改变，可通过给予它们更多活动时间而提高这些社会化学习途径的可靠性，从而注意偏向（看妈妈！）可进化出来以进一步协调信息传递。小径变成了大道，变成了公路，成为一条由自然选择设计的信息通道，在依靠它的那个世系中增强研发工作。

　　　　在那些亲代与子代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物种里，存在一条有用信息或“传统”——诸如食物和栖息地偏好——纵向但非遗传性传递的宽阔大道（阿维塔尔和亚布隆卡，2000）。如我们所见，经由遗传传递的设计的横向传递，即与你子女或父母之外的有机体共享有用基因，也已从进化早期开始便到处存在，并在进化所造就的许多最辉煌进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它们的出现是幸运意外，不是被设计来传递设计的途径。非遗传信息的横向传递是装备了知觉系统的多细胞生命形式（简言之就是动物）中一项远更晚近的发明。其力量在我们物种中表现得最明显，但我们并未独享其益处。

　　　　在日本一个岛上被研究的猴子，通过模仿和观察极好的学会了清洗被扔在海滩上的麦粒：将一把多沙的麦粒扔进海里，然后从水面上舀取浮起的麦粒；有理由相信，筑坝技术从成年海狸向它们幼崽传递的过程，可能也包括了相当程度的观察和模仿学习，即便不是正式指导。如生物学中所常见的，存在一些可说明这一反差的中间例子。雪羊（mountaingoat）在它们的领地中踩踏出一个最佳路线的小径网络，其整齐程度不亚于任何人类道路系统，它们将这一有用的整葺环境遗赠给穿越该区域的所有生物而不只是它们的子孙。这是文化传递吗？是也不是。受信赖的一致性的维持依赖于雪羊个体的重复行动，这些个体必须能够看到其它雪羊正在做什么。这是模仿吗？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很难说。
第18节，
　　　　但有一个物种，智人，将文化传播用作其信息高速公路，产生了文化实体的庞大分支家族的家族的家族，并通过一种经由文化传递的习惯，改造着其成员：不遗余力地在其少儿身上安装尽可能多的文化，在其能够吸收的限度内尽早安装。这一横向传递创新如此具有革命性，乃至作为其宿主的那些灵长类值得拥有一个新名字。假如我们需要一个技术性术语的话，不妨叫它们真灵长类（euprimate）——超级灵长类。或者我们可以用白话，把它们叫做人。人就是大脑被感染了的人科动物（hominid），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化共生物的宿主，而让这些成为可能的首要元素，便是被称为语言的共生系统。

　　　　哪个先出现，语言还是文化？如同多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题一样，这个问题只有当你过分简单化地看待时才显得是个悖论。确实，存在一个有着规范（norms）、传统、对个体的识别、和理解各自角色的勉强算得上社会的东西之前，成熟语言不可能作为存在于物种成员之间的制度而繁荣起来。所以有理由宣称，存在某种先于——且必须先于——语言的文化。黑猩猩社会具有（初级形态的）规范和传统、对个体的识别，以及（初级形态的）相互理解的角色，而没有语言，而且它们也显示了一些最起码的文化传播：打碎坚果、钓白蚁、捕鱼、从很难够着的地方吸取水的传统或“技术”。。xjqi。

　　　　它们甚至拥有原始符号；在至少一个黑猩猩社区，一个雄性诡秘而银荡的抚摩一片摘下的草叶，意思很明显是在对一个观望中的雌性表示类似“哇－哇－呜”或“你想不想来看看我的好东西？”存在于梳毛仪式中的不同握姿，看来是通过文化而非遗传途径而传递的。回顾我们自己的进化史，有证据显示（仍在热烈争论中），早在一百万年前人科动物已控制了火，这肯定是一种经由文化传递的做法（而不是像掘土蜂掘巢习惯那样是遗传传递的），而语言则是远更晚近的创新，据估算只有几万到几十万年历史。

　　　　文化与经由文化的传递可以没有语言而存在，而且不只发生在我们人亚族（hominids）中，还发生在我们亲缘最近的幸存物种黑猩猩中。然而，是语言打开了文化传播的洪水之闸，让我们从其他所有物种之中脱颖而出。精致的语言文化在地球上显然只进化过一次——迄今为止。（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可能拥有语言，所以曾有一时可能存在两个使用语言的物种共享着地球，但若是这样，这些语言可能都是从两者的共同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为何其他物种没有发现这一宏伟的成套适应器？

　　　　下面这份人类独有特性清单是人们熟悉的：火的控制，农业（但别忘了养殖真菌的蚂蚁），复杂工具，语言，宗教，战争（但记住蚂蚁），艺术，音乐，哭泣，大笑这些独特性是以何种顺序出现的，为什么？历史事实已很久远，但并未沉寂；它们确实留下了化石踪迹可供今天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进化遗传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人研究。将所有对数据的解释结合起来，并支配着仍在继续的争议的，是达尔文思想——而且那不只是关于基因的。有时那与基因完全无关。

　　　　语言只进化出了一次，但自从首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分裂为子群以来，语言们始终在进化着，而且尽管对语言的来临无疑有着遗传上的响应（大脑已在解剖结构上进化而使之成为更好的词汇处理器），但极不可能的是，语言进化出的任何差异，比如芬兰语和汉语之间的，或纳瓦霍语（Navajo）和他加禄语（Tagalog）之间的差异，可被归于任何可在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类种群之间被辨认（即便用最高端的统计分析）的细微遗传差异。据我们目前所知，任何人类婴儿都能同样轻松的学会任何他接触到的人类语言。

　　　　所以语言的进化并不与基因的进化直接有关，但它仍被达尔文约束支配着：所有研发都是昂贵的，而每个新设计必须以某种方式抵偿其成本。比如，如果语法复杂性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持续，那必定有其理由，因为生物圈的每样东西在所有时候都准备着面临更新、修正或作废。习俗或习惯和物种一样注定会走向灭绝，除非某种东西维持它们继续存在。语言或其他人类实践上的精致创新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它们只会因为一些理由而发生。
第19节，
　　　　问题是：谁的理由？就像律师常问的，“何人得益？（Cuibono）”要恰当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想象力上做个大胆跳跃——没有任何魔羽帮助我们。当你跳跃时，你将看到一群歇斯底里的嘈杂旁观者会警告你别这么做，恳求你抛弃这个危险念头。我们即将开始讨论的主题，有着无比强大的威力去引起传统保卫者的不安，并调高他们的批评音量，但不是精确性。我们将要考虑的是模因（meme）——类似于基因的文化复制子（replicators）——的情景，许多考虑过该情景的人都痛恨它。首先让我们尝试理解它，并看看它是不是果真那么可恨。我会尽最大努力为憎恨提供基础，以免被指控为一个有毒观念裹上糖衣，现在开始吧。。buuyu。

　　　　我们看到一只蚂蚁费劲地爬上一根草茎。它为何那么做？为何那是适应的？这么做会给蚂蚁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对蚂蚁根本没有好处。那么，这只是个意外事故吗？实际上，那正是如此：一个吸虫（fluck）！这只蚂蚁的大脑被柳叶吸虫（Dicrocoeliumdendriticum，又名支双腔吸虫）入侵了，这种吸虫是一大帮微小寄生蠕虫之一，它们为了繁殖需要进入羊或牛的肠道。（就像大马哈鱼逆流而上，这些寄生蠕虫驱使蚂蚁爬上草茎，以提高自己被路过的反刍动物吞下的机会。）这一好处不是对这蚂蚁的繁殖前景，而是对这吸虫的繁殖前景的。【严格地说，是对该吸虫的基因的（或吸虫群体的基因的），因为如索布尔和威尔逊（1998）在他们使用柳叶吸虫作为利他行为的一个例子时所指出（p。18），在大脑中实际驱动蚂蚁行为的吸虫，是一种神风敢死队员，它会死去而没有任何机会传递其基因，帮助了它的处于蚂蚁其他部分的（无性繁殖）近似克隆体。】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1976）里指出，我们可以将一些文化单元——他将其命名为模因——也考虑为寄生物。它们使用人类大脑（而不是羊的胃）作为临时家园，从一个头脑跳到另一个头脑而完成复制。就像柳叶吸虫，它们在安排妥当这一精致循环方面做得越来越好（这都是因为模因之间为大脑中的有限位置而展开的竞争），而且，也像柳叶吸虫，它们不需要对它们如何或为何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