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一个理论，中国至少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不能太慢。但是也不能太快，要掌握节奏，所以才出现了宏观调控。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提高银行的利率，要把银行大量的钱冻结起来，主要就是减少整个货币供应量，然后把我们的发展速度降下来。
说到底，快和慢的问题主要就是要掌握节奏，使快和慢相辅相成，人生也是这样，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掌握这个快慢节奏的过程中，心理承受能力就很重要。
我经常坐飞机，有一段时间北京空管，登机后基本上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起飞，我最长在飞机上等了三个小时。坐在飞机上你观察一下，一般来讲老外就是在那儿看报，非常安静地等待，而中国人坐半个小时就开始不耐烦了，一个小时就开始找空姐，问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耐心反映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遇到一点事情就会焦躁不安，不能平静下来等待或者想办法解决问题。这种心态必然导致自己焦虑不安，同时也会把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传染给自己身边的人。
还有就是有些人平常浮躁惯了，一些坐在头等舱的大腕、土豪，他们平常到哪儿都是自己到了车就要开，自己到了宴会就要开始，已经不习惯等别人。他就不知道在公共场合，这样的表现是会被人家笑话的。
我们承受能力这么低下，我觉得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了，需要很多能帮助解除忧虑的人。
比如我前一段时间坐海南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碰上了空管，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但是机长非常有经验，他时刻保障信息的透明度。他会说现在我们要排队，在跑道上排队，然后才能起飞。过了5分钟，他跟我们说，现在我们前面还有6架飞机。然后又过了10分钟，他说我们现在前面只有4架飞机了。然后，现在我们前面只有3架了，现在只有2架了，我们很快就能起飞了。这样大家很快就把一个多小时度过了。这种心理干预就非常有效，时刻让大家掌握情况，也提供希望，这就能减少乘客的焦虑。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增强信息透明度，让忍受焦虑的人知晓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害怕的是未知。
我们在国外坐飞机或者旅行的时候，他们的透明度就做得非常好。我记得我在《论道》节目上讲过一个故事，我一生当中有两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有一次就是在飞机上。
那次是从洛杉矶飞往纽约，飞了没多久，飞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机械故障，飞机上的乘务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很危险，如果大家要写遗书的话，我们现在就发纸和笔，遗书会被保存在一个非常保险的铁盒子里，飞机烧坏它都烧不了”。那些老外都拿出纸来开始写遗书，当时我脑子是一片空白。但我觉得我是个中国人，不能表现得太过慌张。写遗书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有的烈性酒可以放开喝，因为平常在国外的飞机经济舱，啤酒都要花钱的，更不要说烈性酒。我看到不少老外写完遗书都喝醉了。
当然，我们后来安全降落，但这次经历让我终身难忘，尤其对国外航空服务管理的透明度记忆深刻。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使我们的管理在这方面跟上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23页 ：不要用浪漫的方式勾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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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浪漫的方式勾勒未来
◎白岩松
一位老学者说，人生的真相是5％的幸福加5％的痛苦加90％的平淡。我们都是因为对幸福的渴望而忍受5％的痛苦接受90％的平淡。不同人面对相同的人生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取决于如何面对这90％的平淡。聪明的人善于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幸福，不聪明的人就会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了痛苦，因此聪明人的人生有95％的幸福，只有5％的痛苦；而不聪明的人就有5％的幸福和95％的痛苦。
接受人生平淡的真相，不管是谁都应如此。比如我，有人可能会说，我有机会站在4000人的面前去表达我的想法，接受大家的掌声，我是幸福的。但我想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份职责和工作。就算是一个校长，我敢打赌他每天所管的事，有90％是他没多大兴趣但又必须要做的。有一次我采访中山大学的校长，他说：“你知道吗？中午的时候经常有老教授来，一脚把我的门踹开，冲我喊，有很多的学生在我门口唱歌，大声喊。我睡得着吗？说完转身就走。”那位校长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忙着处理各种问题。
如果我回到大学校园，我不会再用浪漫的方式去勾勒自己的未来，而是明白生活是平淡的。在大学，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让自己拥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好的思维方式很重要，人云亦云不可能成就大师。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教育，使自己有一种反向的思维方式。作为文科生，我也拥有一种理性思维。中学学平面几何时，由于受舅舅的影响，我总是想着用多种方法去求解一道题目，这种思维方式对我后来做广播节目影响很大。大学时期，会有很多名人来学校，但是我们总会用质疑的眼光来看他，向他提出问题，不断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一个方向上行不通的时候要学会去寻找另外的方向。
我还会让自己变得更“杂”。大学绝不仅只为我们提供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总是在不断变化，比如新闻方面的知识一直都在更新中。我之所以在广播电视行业待这么多年，是因为四年大学生活教会了我用一个新闻人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让我拥有集体的友情，并且有了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觉得“杂”很重要，我以后想在大学开一门“杂课”。比如我们谈音乐，我们可以从音乐切入发现和了解更多音乐之外的问题。杨振宁教授说：“物理研究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的尽头是宗教。”想要成为一名大科学家，必须要有很强的人文关怀，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同样需要理性思维。
不是人人靠拼爹
我跟很多人说，我一直在讲两个笑话。
第一个，我说我失去了一个拼爹的机会。别人拼爹，他首先得有爹。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1976年，就去世了。我母亲把我们哥俩养大。我哥哥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当时叫民族学院，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我大学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志愿武汉大学，第三志愿北京大学。考上北京广播学院以后，一个同事问我妈，孩子考哪儿了？北京广播学院。那个同事略微尴尬地说，念电大也得去北京吗？
我是1989年毕业的，那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年份。那一年开始我很幸福，因为我之前几个月的实习已经结出了丰厚的硕果，我在国际电台华侨部实习，到进入1989年的第一个月份，老师就告诉我，你没问题了，我们要你，留下吧。那时候看着其他还在找工作的同学，我就觉得我定了，幸福啊。
回家过了一个很圆满的年，回来了，3月份，突然接到了国际台的通知，广电部下了政策，今年国际台不招中文编辑，你吹了。于是，一下子觉得到手的幸福破灭了。没隔两天，我就买了第三天去广州的硬座火车票，我自己一个人去广州的珠江广播电台应聘。
但是，莫名其妙的是头一天下午系里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话，说你们还有没有没来我们这儿实习的实习生，我们想见一见。系里知道我已经在国际台吹了，因此失败挫折孕育了我新的机会。我没有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原因是我评估了一下，我去国际台留下的可能性较高，而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可能性较低，所以我选择了国际台，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国际台这儿折了，我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召唤。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谈了不到两个小时，我谁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回去第二天就接到了电话，“我们要你了”。
大家可能说那是你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现在不可能了。生活中不要相信永远都在那儿拼爹，要去相信更多的正向的东西，起码我是一个例子，从大学毕业一直到今天，一路走来，我没有为工作的变动和求职送过一分钱的礼，不也走到这儿吗？我遇到了很多贵人，要去相信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更多，不是都在那儿拼爹。
第二个是我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因此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富一代”，“富二代”有什么意思？那天我去广播学院，我们捐款，每年捐款资助新生的时候，我就跟那些新生说，恭喜你们，你们拥有了别的同学所不拥有的一份履历，你们的这份履历将极具诱惑力和杀伤力，表面上是由挫折、痛苦、贫穷造成的，但是将来它会给你鲜亮，你在简历里写我是某某基金资助的。我相信很多老总看到这个都会眼前一亮，现在很多单位招人都要招家庭贫寒的，甚至是被别人资助的。他觉得这样的孩子韧性更强，北京电视台就在这样招人。这是不是一个转向？对我来说，挫折到来了，没想到反而得到更好的。
因此，反过来说，我为我经历过这样的青春而感到骄傲，它也能让我今天面对任何事的时候心平气和。我祝福你，“富二代”可以继承，一进社会可以不租房子，女朋友追你。有人说我夫人怎么怎么样，我说那是，人家买的原始股，认识我的时候，是我最悲惨的时候。但是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趣味了。日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叫加藤嘉一，他很惊讶，他说在日本“富二代”被人瞧不起，大家